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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课都是骗人的?

社会Kaituhi: 36氪的朋友们
写作课都是骗人的?
Whakarāpopototanga“坐在家里”并不是成为作家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完成一部作品的不二妙方。你有没有想过,听了一节又一节的写作课,买了一本又一本的写作书,为何依旧没能成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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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写作课

陈以侃

还有哪个能赚得到钱的产业在营销上比“写作课”更自甘堕落的吗?

最近又有两本教程翻到中文里,一本是科伦·麦凯恩(Colum McCann)的《给青年作家的信》(Letters to a Young Writer),另一本是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的 Draft No.4,“第四稿”,译本的书名改了改叫《写作这门手艺:普林斯顿大学写作课》。

我是此类产品的重度用户,但每次学完都会发现那个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还是安然无恙悬在那里:写作到底能不能教?听老师们自己的说法你只恍惚是他还是你正在做公益。麦凯恩在纽约市立大学教了二十年创意写作,每次开学上来就要告诉学生:我什么都教不了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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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s to a Young Writer,byColum McCann(《给年轻作家的信》,科隆·麦凯恩 著)

麦克菲老先生在普林斯顿教了四十年“创意非虚构”,学生里有过《纽约客》现任主编大卫·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和我们都熟悉的何伟(Peter Hessler),但他接受采访时极度真诚地告诉你,他教的那种写作其实是没法教的。

雷姆尼克要是没有听说过麦克菲,从来不知道普林斯顿有这么一门课,他还是会成为《纽约客》的主编。当然了,他们谦虚、不居功,而且本来就是功成名就之后回馈人民,把这些和其他因素都考虑在内,你终究还是很难想出有另外哪个行当的从业人员这么喜欢宣传自己的“没用”。

另外,我们铭记于心的还有王尔德(Oscar Wilde)那句“一切值得学习的东西都是不能教的”,既然众所周知王尔德说话从来不错,那对于我们这些执着于把时间和金钱交给写作老师的人,留下的空间就很小了,或许只能努力寻找一些狡猾的表述方式,探讨写作课里“学习”和“教授”的到底是什么?

麦克菲是美国“长报道”界的一代宗师,用雷姆尼克的话来说,他已经优秀到高出了所有人的妒忌。这本书里最迷人的段落可能是他描述如何把考察、采访、阅读、思考得来的遮天蔽日的笔记都用打字机誊抄出来,然后把每条笔记用剪刀裁剪成纸条。

他的文章动辄好几万字,如果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的结构可以分成三十个部分,他就把那些笔记纸条分成三十堆,装进三十个文件夹里。每天要坐下来产字的时候,只倒出一个文件夹的内容,把纸条像阶梯一样排序,所以他在动笔时永远只需要面对很小一部分的材料。

他 2010 年的《巴黎评论》访谈就是何伟做的,麦克菲讲了自己的这套操作,学生很得体地向老师请教:“这样会不会带来某种危险,就是让写作变得‘机械’(mechanical)?”这本书里麦克菲就自问自答了:“这个过程听起来或许有些机械,但是它的效果却是相反的。”

他说,正因为你只打开了一个文件夹,就把其余那二十九个文件夹置之脑后,你不再担心结构的问题,你被解放了,可以自在地创造那些发生在你和键盘之间的东西,那种“即兴感”来自于写作本身,来自于遣词造句,来自于你试图“讲故事”。

所以,王尔德又在乱说了吧,很难想象哪届普林斯顿写作课上的学生不会从这样的教学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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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雷姆尼克

这让我想起近几年最让我获益的写作建议(从结果看,至少是最让我自己满心鼓舞的建议),来自另一个以写作范围宽广、材料吞吐海量著称的《纽约客》作家,叫亚当·戈普尼克(Adam Gopnik)。

他说你觉得自己写不出来,要把它变成体力活:换算成坐多少个钟头、看多少材料、写多少个字,努力完成它,你会发现脑子比你聪明,到时就写出来了。

科伦·麦凯恩有一封“给青年作家的信”讲的是差不多的意思,只是东海岸犹太学人的勤奋好学换成了爱尔兰人漫不经心的英雄气概:

“不要让恐怖的白纸像收缩塑料膜一样裹住你的头脑。说自己遇到‘writer’s block’(写作障碍)这种借口太容易了。你必须坐到椅子里,和那种空白搏斗。

不要离开你的书桌。不要抛弃你的房间。不要出门去付水费电费。不要洗碗。不要去看一眼报纸的体育版面。不要拆信。在你确认自己战斗过、努力过之前,不要以任何方式让自己分心。”

“作家是那个最不想把屁股放进椅子里的时候还把屁股放进椅子里的人。”

这恐怕也是麦凯恩这本书里我觉得最受用的一封信了,我就像到什么样的饭店都点同样的菜一样,毫无新意。我要讲的道理正往哪个方向去估计也很明朗了:爱看作家展示手艺,其中我最想占为己有的,大概不是“怎样写作”本身,而是“怎样开始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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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青年作家的信》

[爱尔兰]科伦·麦凯恩著

陶立夏 译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

首先,一种让人瘫软的自我怀疑是一个作家真正的标志。就像麦克菲在书里写的,学生问,老觉得自己想当作家是“who am I kidding”(逗谁呐);麦克菲说:“我问了四十年了,有时候这个问题是如此迫切,我会把头埋进办公室的枕头里。

感受到这样的怀疑是整件事必要的一个方面——既重要也无法逃避。每次我听到年轻的作家表达类似疑虑,往往就可以认为他们通过了某种测试;要是他们从来不说类似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好吧,就是这句话——在‘逗自己’”。

在我看来,一个老师能传达给学生的是一种幻觉,让这个学生觉得自己也能写;写起来,一直写下去,然后在写的过程中进行自我教育。

不要看不起这种幻觉,它在文艺创作中是最珍贵的资源。麦凯恩在那封“把屁股塞椅子里”的信中到结尾处有“Just keep your arse in the chair. Arse in the chair. Arse in the chair.” (反正就给我坐下,不要起身,不要起身。)“Stare the blank page down.”(瞪着那张白纸,让它先怕你。)

这样像念咒一般的指令感觉很对,因为我们都需要这样的话。麦克菲和麦凯恩在这两本书里的那些动员我收得很感激,但我毫不怀疑每天早上他们也是这样告诉自己的。

比方说,麦克菲这样的大宗师,在全美的叫好声中一个又一个地碾碎各种凶悍的主题,但你要是觉得他一定掌握了写作这件事的门道,那你不妨先听一下他是如何描述自己的工作日的:

“可能听上去我有自己的写作套路,照着这个来就行了。天呐,根本不是!你完全是孤立无援的。不是说只要写就可以了吗?是这样,现在是早上九点,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写作。但好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一个字儿都写不出来。我就泡茶。真的,我有时候从早到晚就只泡茶了。

还有锻炼,我每两天会锻炼一次。过去还削铅笔,我的铅笔都是被我削没的。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一点,两点,三点,四点——每天都是这样,妈的真的是几乎每天都这样。

到了四点半,我开始慌了,就像一个弹簧被压到底了。我非常痛苦。可不是么,再这样下去这一天都白过了。五点的时候我会开始写,到七点,我下班回家。不停就是这样重复,重复。为什么我不去银行上班,然后五点回来开始写呢?

因为我需要那七小时的晃荡。我就是没那么自律。每天上午去写作我其实没写——我只是试图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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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厄普代克 (作家,诗人)的书桌

那种幻觉最鼓舞人的地方是让你知道写作永远会是这样一件无比艰难的事,但一个写作者会挺过来的,而且会在这个过程中尝到某种东西,让你不断回去受煎熬。

写作会成为这样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是由这件事的本质决定的:在挑选每一个词,搭起每一个句子的时候,你都在面对无限种可能,而每一次键盘敲下去的时候,你都要说服自己,那是正确的决定——“我算是个什么东西,凭什么写作,逗谁呢?”

这种“无法完成”也就是它的“无法教授”:你要时刻依靠自己的感知力去下判断、做决定。这种感知力是靠长年的阅读和写作塑造的,一个好的老师能做的只是让你相信不断的阅读和写作能让你塑造这样的感知力。

他有时候能给你的某几个决定打分,但下次还是你自己“孤立无援”地做无数决定,难如登天。

所以麦克菲说“教不了”,既然非虚构写作的大师都死去活来的,至少我们不应该期待有什么秘诀能一下把我们点化成好作家。就像麦克菲说的,作家的成长是很慢的,这件事对一个教孩子写作的老师无比重要。麦克菲说自己的主题是“真实环境中的真实人生”。

其实里面还有重点,在我看来,他着迷的是那些有专长的人,而因为他喜欢体育、喜欢户外,所以这种专长往往会转化成一种神秘的身体经验。比如他给《纽约客》写的第一篇稿子就是将近两万单词的人物特写,写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篮球明星比尔·布拉德利(Bill Bradley)。

这人后来还打了 NBA、选过总统。麦克菲当时就跟着他,看他每天干些什么。当时普林斯顿的体育馆换地板,他就去了另外一个球场练习,上去连投六个中投都投失了,麦克菲就看他停下来想了想,接下去连中四球。

布拉德利转过来跟他说:“你知道吗,这篮筐低了一英寸半。”麦克菲过了几个礼拜找了梯子和尺去量,发现这篮筐比正常高度矮了一英寸又八分之一。这是一个不错的关于写作的比喻,一个老师可以告诉你一门手艺可以练到这个程度,甚至展示给你看,但你内功不到只学招式是会被人打死的。

《第四稿》这本书的重点自然不是吓唬你,告诉你写作多难,比较显眼的还是麦克菲对结构的执念,他会手绘很多华丽的示意图,展现一篇长报道的内在逻辑,但他还是要提醒你,这些结构都是长久浸泡材料之后自然生长出来的(原话是“我读那些笔记读到它们从我耳朵里流出来”)。

其实就是老师摊手,告诉你有这些可能性,但你自己的书和文章长成什么样,还是自身的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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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稿》,国内译为《写作这门手艺》

[美] 约翰·麦克菲

李雪顺 译

浦睿文化丨湖南文艺出版社

另一个关于写作教学的比喻是编辑。《第四稿》肯定是我读麦克菲最开心的一次,他的很多作品都太专业了(写环保、写运煤、写核反应、写阿拉斯加,写到菜市场当过秤员,还有一整本书写橘子的),往往让你佩服到麻木。

他写北美地质学的四本书我也试过,实在太考验读者,显然我在坚毅、好奇心和词汇量上都还不具备享受这些书的资格,但如果他能让阿拉斯加冰雪中的一头熊成为美国文学的经典,想想看他写《纽约客》的主编能如何的栩栩如生。

这本书里那些关于写作的周边特别珍贵,比如威廉·肖恩(William Shawn)跟他改稿子,一个逗号一个逗号地磨,后来麦克菲实在忍不住,说:“肖恩先生,这么大一个帝国要靠你维持,周末还有杂志要下印刷厂,你怎么会有空只给一个作者这么细地改稿子?”

肖恩先生说:“一篇稿子该花多少时间就花多少时间。”It takes as long as it takes.

麦克菲说自己当写作老师其实就是当编辑,作者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是要帮他们更有效率地表达自我。麦克菲出了名地爱查字典,最喜欢的书是第二版《韦氏大词典》。

学生回忆,在他办公室讨论稿子,记忆最深刻地就是说着说着他就让你跟着他移步到摆字典的地方,查一通再回来。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叫“第四稿”,是因为只有到了字词阶段,他才觉得是愉快的,经验才发挥作用。

他说甚至到了第二稿快改完的时候,虽然安心了一些,但也不过是确定“能活到下个月月中了”。所以说编辑和老师不能创造作家,一切都要看你自己能否挺到第二稿结束,在那之前别人很难帮到你。

当然所有写作的人都愿意相信有那么一两条文学信仰在某个时间点重建了我们的灵魂,然后我们把它们贴在书桌上方照耀我们好几十年的写作。比如麦凯恩那本书里面,每一封“给青年作家的信”开头,他都放上一句自己喜欢的名人名言。

但问题就在于,这些美学准则或是文学理念都是些很柔软的东西,每次要用的时候就不负责任地千姿百态起来。任何伟大光明正确的指导意见,我们都有办法照着它练到走火入魔。

比如,我的人生是由痴迷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异常粗俗这两种时期交替构成的,几年前吧,病入膏肓的时候,就在博客甚至微博写那种六七层从句互相踩踏的怪物英文,每次都有一位不相识的女士在下面留言,痛心疾首地喊:句子要短!句子要短!句子要短!

显然那种熟悉的好英文无长句的信念让她变得盲目,无法看出我的英文句子不是坏在它句子长,而是坏在它写得烂——但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当我们真的在第一线选字、构词、造句,连成段落、篇章的时候,那些我们自以为正在践行的了不起的文学理念,很可能只是一些朦胧听来的跟自己趣味相投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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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 年 4 月 15 日-1916 年 2 月 28 日),英美作家,代表作《仕女图》《华盛顿广场》等。

就拿这种强调删减和朴质的“创意写作班”美学来说,我们很多人都抄过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的一段话:“改文章是非常痛苦的。只有当你对它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才算结束,虽然它从来也不会是你之前期待的样子。……世上最难的事情是简洁。

这也是最让人惧怕的事情。你要把你所有的伪装剥除,有些你之前甚至不知道是你的伪装。你要写的句子得干净得像一根骨头。那是写作的目标。”

首先,同为 Jamesian——詹家门下走狗(鲍德温说他最喜欢的作家居然是亨利·詹姆斯),鲍德温的句子从来不会让你觉得像根骨头,更多的时候复杂又缠绵得像是意中人那一声烟雾缭绕的“Yes”;所以,鲍德温这句话的“干净”显然指的是“所有好的文字都干净”里的那个“干净”。

其次,“当你对它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把你所有的伪装剥除”这些话也没有什么实用性,功能接近“加油”、“请你尽力”,我们的问题不就在于拼死拼活写忠于自己的东西但觉得自己不行,早已弹尽粮绝又永远觉得它没“结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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