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提刑官」真的是法医神探吗｜大象公会
文｜闻韶
2011年，《甄嬛传》一经播出引起全民追捧。此剧高潮为甄嬛所生六阿哥在诸人面前滴血认亲，以确定其亲生父亲是否为温太医。
滴血认亲长期流行于中国古装剧。其实，血液如果滴入清水，因渗透压使红细胞破裂，任何两人的血液都会相融，和亲不亲没关系。
但这远不是最魔幻的。在另一部「法医学」名剧《大宋提刑官》中，甚至出现了「滴骨辨亲」。
剧中，主角宋慈要求倩娘刺破手指，将血滴在白骨之上，若此骨主人是倩娘父亲，则血会渗入骨内，反之则不会。
其实，人死后骨头腐化，骨头表面形成了细小裂缝，任何血液都能渗入缝中。此说显然也不能成立。
然而，这种对中国古代司法鉴定的表现，并非仅是电视剧的演绎。
《大宋提刑官》自称改编自真实史料，「滴骨辨亲」的方法也确系出自宋慈《洗冤集录》第三卷。「滴血认亲」则是在此说基础上，在明清时期发展出来的。
在今天的大众文化中，宋慈被塑造为一个有科学精神，会利用法医学知识破案的现代化神探。这个半虚拟形象直接起源于学界的高度评价，不少著作将其誉为「古代杰出的法医学家」、「中外法医学界公认的法医鉴定学鼻祖」。
历史上的宋慈真的是这样吗？类似于「滴血认亲」和「滴骨辨亲」之类，又是如何风靡中国数百年的？
中国古代的「法医学」
现代意义上的法医学，诞生于17世纪的欧洲，其宗旨在于利用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研究解决司法工作中关于人身伤亡及涉及法律的各种医学问题。
不过，古代中国也很早就发展出了一套成熟的勘验、检验方法用于断案。
比如在湖北云梦睡虎地中，曾经出土过一批秦代竹简，其中的《封诊式》一书，是一份关于案件调查、勘验、审讯的著作，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
再如三国时期，为判断烧死之人嘴中有无灰烬，县令张举烧了死猪和活猪做实验，查看两猪嘴中有无灰烬，已经可以见到实验研究的痕迹了。
然而，切不可认为这种相对而言的「先进」真的代表严谨的科学刑侦。受限于古人认知水平，这些亮点犹如沙砾中的黄金，无法改变泥沙俱下的总体格局。
如本文开头提到的荒诞的滴骨辨亲，最早出自三国时期吴国人谢承所撰《会稽先贤传》，其中记载了用弟弟的血滴在兄长骨骸上认领尸骨的故事。魏晋时期的《南史》也记载了多个滴骨辨亲的事例。
由于类似的认知错误造成的大量错案，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但由于缺乏辨伪存真的筛选途径，这些泥沙俱下的勘验知识仍在数个世纪间持续积累。
「法医学」最为发达的时代就是宋朝。由于科举取士的普及，大量缺乏经验知识的儒生文人仅凭诗赋文章考上科举，就当上了一线地方官。他们面临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处理形形色色的司法案件。
现实的迫切需求，使得宋代有关办案治狱的著述开始爆发式增长，如赵全的《疑狱集》、王啤的《续疑狱集》、元绛的《撇狱集》、郑克的《折狱龟鉴》、桂万荣的《棠阴比事》等等。
然而，这些著作往往是漫谈如何处理案件，或案例汇编，法医学知识零落各处，直到宋慈所编撰的《洗冤集录》，才真正成为了所谓成体系的「法医学著作」。
也因此，宋慈被后代学者追认为「中国法医学鼻祖」，甚至是「世界法医学之父」。
这样的历史定位是准确的吗？宋慈的法医学知识又是怎样的水平？
宋慈是法医学鼻祖吗
同现代国人对其实证主义「神探」的印象不同，宋慈乃是儒生，师从朱熹弟子吴稚和真德秀，考过科举，进士及第。他先以平定叛乱的军功见用，后两任提点刑狱使，才变成了「大宋提刑官」。
与历代以吏能见用的士大夫一样，宋慈也以擅长办案、稳定治安出名。在任湖南提点刑狱使期间，宋慈汇总前人多部著作，加以己见，编成《洗冤集录》。
《洗冤集录》全书分五卷五十三目，其中第一卷第一目为宋代历年条例，然而，其余五十二目则编排混乱，内容繁杂。
暂且不论其他内容，只看其中最为称道的，被大众视为「法医学」的尸体检验部分。必须承认，其中的不少经验今天看来也很高明。
例如，判断刀痕是生前上还是死后伤，宋慈描述了不同情况下筋骨皮肉的颜色形态，这同现代法医学辨认生前死后伤所依据的「生活反应」如出一辙。
再如判断是生前溺死还是死后推尸入水，被火烧死还是死后焚尸，宋慈都给出了详细的描述，即口鼻内是否有泥沙灰烬。对于自缢还是被人缢杀，书中也根据脖颈勒痕和绳索状态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判断标准。
然而，除此之外的不少内容就难以让读者信服了。
例如书中写道，人体有365块骨头，正如一年有365天，合乎天人感应。不光是人，老虎咬人也按基本法，第四十一目《虎咬死》中说：「虎咬人，月初咬头颈，月中咬腹背，月尽咬两脚，猫儿咬鼠亦然」 。
宋慈还相信，「男子骨白，妇人骨黑」。同时代的欧洲人深信男人比女人少一根肋骨，宋慈则更进一步：「左右肋骨，男子各十二条，妇人各十四条」，男人比女人少四根肋骨。
不光肋骨，男人和女人头骨也大不相同。宋慈认为，男子骷髅有八块骨头，女人只有六块，但蔡州（今湖北枣阳）人的骷髅，却有九块。万幸蔡州人没有形成生殖隔离。
宋慈还引用《五藏神论》，认为位于母体左侧的胎儿是男性，位于右侧则是女性。
第十九目《自缢》则说，如果死者真是自缢，那挖开脚下三尺，肯定能发现火炭，以此作为判断自缢的标准之一。
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谬误，一些对经验的过度概括、以偏概全更不胜枚举，如果以之作为断案根据，冤案错案在所难免。
被奉为「法医学鼻祖」的宋慈，如果真是开棺验骨无数，为何会留下这些明显的谬误呢？
事实上，无论真伪混杂的内容，还是混乱的编排体例，都说明《洗冤集录》的内容绝大多是宋慈从当时其他文献中辑录的，而非电视剧所表现的亲身经历。
《洗冤集录》的书名，已经透露出这是一本资料汇编。宋慈在序言中明说：「遂博采近世所传诸书，自《内恕录》以下凡数家，会而粹之，厘而正之，增以己见，总为一编，名曰《洗冤集录》」，对的也好，错的也好，大多不是他原创的。
宋慈本人的知识贡献，主要体现在「增以己见」的那部分，但如今的文本（哪怕存世最古的元刻本）已难以分辨其比重，而前述的谬误则说明，宋慈似乎并不具备一个经验丰富的法医老手应有的辨别力。
他更准确的形象，是一个办案态度认真，有一定行政才能，对法医学产生了问题意识，却欠缺正确研究方法和准确一手资料的传统士大夫。
须知，宋慈从来不是地位低微的仵作，而是学儒学、考科举的文官，而且对一线仵作衙役极不信任。受限于他的儒生背景和有限的知识环境，即便他时常监督验尸，阅读案卷，认真查阅其他书籍，留有巨大的认知空窗也是毫不足奇的。
作为那个时代至整个中国古代法医学的代表，《洗冤集录》的主要特点，是以外表勘验为主，如体表瘢痕创伤等。如遇到陈年旧案，尸体腐烂，也会勘验骨头，但总体上仍是缺乏解剖性检验。
当然，对于宋慈和那个时代的作者，今人也无法苛求。毕竟，系统的实验调查方法和准确的解剖学研究，还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在异域成熟。在当时环境下，宋慈已经是很有办案能力的官员了。
宋慈深知此书并不尽善尽美，也并未如同现代作者一般写出「文责自负」之类的话来。毕竟，验错一尸便枉死一人，勘错一案便冤杀「凶手」，这责任实在负不起。
因而，在序言最后，宋慈向他的预设读者——广大办案一线的文官士大夫——呼吁：「贤士大夫或有得于见闻及亲所历涉，出于此集之外者，切望片纸录赐，以广未备。」
是否有人曾经同宋慈展开讨论，已不得而知，宋慈在《洗冤录集》完成后两年便去世了。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前面提到的这些错误并没有在此后数百年中得到修正。
荒唐的「滴骨辨亲」，遂得以不断演绎发展成「滴血认亲」，直至今天的影视剧。
知识体制化的恶果
《洗冤集录》的问世，对后世中国的司法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有正面的，却也有负面的。
《洗冤集录》以后，模仿者无数。宋元间，有赵逸斋基于其内容撰成《平冤录》，元代王与又基于这两部书编成《无冤录》。后世检验之书，都和宋慈脱不了干系。
这些检验之书，成了出仕官员的「黄冈密卷」和工作指南。明代名臣韩福教人为官，给出四本必读书，《洗冤集录》和《无冤录》就占了两本。曾任湖北按察司副使的陈于王，则将《大明律》和《洗冤集录》同时刊行。
到了清代，《洗冤集录》愈发被体制化。雍正皇帝要求州县官员都需熟悉《洗冤录》，并要求给每名正式编制的仵作发放《洗冤录》一本。
雍正朝还议定，由立法部门律例馆整理出版统一版本的《洗冤录》，最后到乾隆七年，《律例馆校正洗冤录》刊刻完毕，颁行天下。
《律例馆校正洗冤录》对原书混乱的结构作了重新安排，还从元明清三朝的治狱之书增补了不少内容。可是，修订者采用的仍旧是宋慈当年的文献摘录法，并无一手实证研究，既没有修正原书中的错误，增补的内容也同样泥沙俱下。
然而自此以后，这本泥沙俱下的《洗冤录》在司法检验领域确立了最高地位，「外省大小衙门，自当奉《律例馆校正洗冤录》之本为准」，「与律例相辅，官司循习，奉为金科」。
哪怕从未办过案、从未勘验过尸体的年轻官员，只要认真研究《洗冤录》，就可以掌握勘验流程，对仵作的报告提出质疑。这就是宋慈编写《洗冤集录》的最初用意。
然而，如果整个官僚体系都由只懂书本知识的文人组成，且都奉《洗冤录》为圣经，那么，尸检这项实证工作的最终结果，便成了怎样把客观事实套到《洗冤录》的记载上。对《洗冤录》解释权的争夺，也就取代了正常的案情研究。
比如衡山县刘泽南以剃刀自刎，由于尸检和《洗冤录》对不上，知县上报给巡抚后，引发一长串公文辩论。
据《洗冤录》记载，用小刀割喉自杀，伤口「只长一寸五分至二寸，两手拳握」，而验尸报告则说死者伤口「宽一寸，横长四寸二分，深一寸七分，右手散」。因而，巡抚疑心刘泽南并非自杀，否则为何刀口不对，也没有双手握拳呢？
知县则说，刘泽左手拿刀，所以「右手散」，与《洗冤录》同。巡抚依然认定伤口不对。知县再回，《洗冤录》记载「左右持刀自刎，原有上下轻重之分」，刘泽南左手拿刀，由右到左下刀，所以刀口更长。
双方辩论都是围着《洗冤录》的文字打转，对认定案情毫无意义。
中央的刑部同地方巡抚之间，也存在类似问题。刑部要求尸检和案件定性必须与《洗冤录》相同，否则便是地方官失职。所以地方官员撰写案卷，特别注意与《洗冤录》保持一致，不惜偏离真相。
写案卷的压力层层下移，最终堆积到了官僚机构最底层、负责填写尸检报告的仵作身上。
面对不同于《洗冤录》的可疑之处，底层仵作们的选择不难猜想：隐瞒不提便是，何必另生枝节呢？
然而，有些命案与《洗冤录》实在不同，但又无法瞒报，便难免出现假案错案。
如高平县生员祁轼家，因淘粪坑连毙三命。仵作只得记录三人死于粪坑里的毒气。但高平知县遍寻《洗冤录》，不见「粪毒」记载，于是以殴打毙命通报上司。但既是殴毙，就要追查凶嫌，推出替罪羊。
闹到最后，是凤台知县检验尸首，没有发现伤痕，结合仵作口供，才勉强以「粪毒」定案。
《律例馆校正洗冤录》不光在司法实践中问题多多，成为官修权威著作后更极难更改。清代有数位大员因遇到与《洗冤录》不同的案情而要求修订《洗冤录》，都被刑部驳回。
刑部的理由是，不是《洗冤录》有误，而是各地官员不会解读运用。如果开此先例，不但工作量庞大，还有挂一漏万之弊，只能陷入反复修改的恶性循环。
刑部的回应，不由让人回忆起宋慈《洗冤集录》序言中的最后一句：「贤士大夫或有得于见闻及亲所历涉，出于此集之外者，切望片纸录赐，以广未备。」
宋慈盼望《洗冤集录》可以跟上现实的步伐，在探讨中接近真理，而清代的刑部，则希望现实案情永远不要超出官修《洗冤录》，办案官员都在给定的书本里做选择题。
从官修《洗冤录》颁行直至1911年清朝灭亡，中国再无系统法医学著作出现。《洗冤录》中大量时代局限性的错误，数百年得不到纠正，因此酿成的冤假错案和枉送的人命已无法估量。
宋慈虽然没有那么伟大，但这样的结果显然违背他「洗冤泽物」的本意。
当开放的、不断发展和迭代的知识被保守成性、固步自封的官僚体制所驯服，剩下的，只有以真理为名的蛮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