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龙头往事：一个蛮荒与贪婪时代的终结
8月16日，证监会下发了《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康美药业（600518.SH）财务造假问题有了初步的结论。
2016-2018年的三年年报中，康美药业累计虚增营业收入206.44亿元，虚增利润20.72亿元。连续三年，公司每年虚增货币资金都在200亿以上，2018年半年报中更是虚增高达361.88亿元，那时，康美药业实际已经资不抵债。大量资金被控股股东康美实业及关联方抽走用于炒股及还债，三年累计占用了116.2亿。
尤为恶劣的是，2018年12月28日康美药业就被证监会立案调查，而康美也宣称已经开展公司财务自查。然而2019年4月30日披露的2018年年报中，康美药业依然虚增营业收入16.13亿，虚增利润1.65亿，虚增各类资产36.05亿元。
康美药业董事长马兴田等被罚款，并终身市场禁入。8月16日，证监会发言人高莉表示，下一步证监会将加快办案进度，严格依法处罚。“对涉嫌犯罪的，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马兴田在“刑责”的边缘徘徊，还有两家中药龙头企业的董事长日子也不好过。
8月6日，财政部山东监管局进驻步长制药（603858.SH），该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振东进行工作部署，明确将检查医药销售各环节，包括医疗机构。步长制药董事长赵涛作了表态发言，表示支持财政部和国家医保局的工作，全力配合检查组工作。
而在更早的7月29日，葵花药业（002737.SZ）前董事长关彦斌涉嫌杀妻案已经开过庭前会议，即将正式开庭审理。“故意杀人”的罪名一旦安上，即便如媒体报道所说那样，被害人只是成了植物人并未身亡，关彦斌依然难逃刑责。
纷纷世事无穷尽，步长制药、康美药业、葵花药业，三家不同地域、不同门类、不同背景的中药龙头企业，却在这段时间共同演绎了一幕中药的盛世闹剧，让人看清行业空泛本质之余，更多一份求变的思考。
1960年，西安医学院招来了一个据称是成绩“全国第一名”（亦有说法是保送）的青年学生赵步长。
西安医学院中医人才辈出，原中医科主任黄竹斋曾在1955年11月奉调入京，受聘为卫生部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针灸科主任。
那一年，卫生部刚刚经过一轮震动，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的贺诚，以及另一位副部长王斌因为被指歧视和排斥中医而被批判、免职。随后，冉雪峰、蒲辅周、秦伯未、郭可明等一大批像黄竹斋那样的地方名医被调入中央，充实了顶层的中医医疗实力。
这一举动使得从晚清以降，社会上“废除中医”的舆论声音被画上句号。中医药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得以确立。
在西安医学院，赵步长未能成为黄竹斋那样的一代名医，而是成为了一名名商。他后来创办步长制药，那个花费650万美元上斯坦福的女孩就是他的孙女。
赵步长1963年大学毕业后，并未立即从商，而是在国家“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下，来到新疆，在阿勒泰地区一所卫生学校任教。
西北苦寒，赵步长又是学生出身，除了教书治病，也没有其他更多的营生，只能像一起支边的同行者一样，在新疆安家扎根。这一扎就是18年，两个儿子赵涛、赵超和两个女儿赵骅、赵菁都出生在新疆。
赵步长在新疆苦寒之地煎熬时，跟赵步长年纪相仿、同样做教师的许德仕，开始在侨乡潮汕地区，倒腾古玩玉器。
潮汕地区与中国香港以及东南亚的联系一直就没断过，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当地走私手表泛滥。许德仕倒卖的古玩玉器很有销路，据他自己回忆说，那时候每星期都能带回150块钱的利润。上点年纪的应该知道，彼时全国工资都按级别发放，最高的是一级，每月644元，全国没几个人能拿到。
只是许德仕的好运气没能持续多久。1972年，他从云南贩翡翠回广东的路上遭遇车祸，一车上死了六个，他虽然捡了一条命，但也带回一身伤。8000多块钱的货物没了，家里还有3个孩子要养活，学校是回不去了，许德仕只能筹划一些不用出远门的买卖。
他看中普宁侨乡的优势，与返乡的华侨做生意。中药在东南亚地区有着广泛的接受度，海外需求量很大。许德仕找到药商和买主，当个中介，把生意从小到大做了起来。
当年的许德仕就很会搞政府关系，他在早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与当地的领导沟通，请他们理解我们做贸易带动经济的意义。当地政府的领导，看到我们的商贸活动既得民心，又得到多方经济效益，多方给予支持呵护，所以我们越干越有劲，生意越做越红火。”
后来，许德仕的女婿马兴田创建康美药业，并发展成为中药材领域的龙头上市公司之一。
南方的春天早就来了，可在北方，人们对“生意”这个词还是讳莫如深的。
东北人眼里农村孩子最好的出路还是当兵，初中毕业才16岁的关彦斌也是这么想的。虽然托关系进了五常县石人沟供销社当营业员，但离他理想还有点远。1972年，在供销社干了两年之后，关彦斌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空军的空降兵。
那时的关彦斌恐怕还不知道：47年之后，他会因为涉嫌故意杀人被批捕起诉而见诸报端。当然，这时人们更关心的是他的身份——市值百亿元的葵花药业实际控制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拨乱反正，开始落实政策，赵步长看到了回家的希望。那时候他已经是阿勒泰地区卫生学校的校长，年届四十。在新疆的十几年，赵步长为当地百姓治病，积累了一些临床经验。
但他似乎更爱鼓捣，总希望从一些偏门中找到治病的良方。比如，1981年他回到咸阳的215医院后，就开始研究直接把蛇毒注射入静脉和颈动脉，来治疗中风偏瘫。
蛇毒的确可以用于治疗心血管疾病。1979年，昆明动物研究所张洪基从五步蛇毒中，分离出凝血酶样酶，制成了全球第一支蛇毒酶制剂用于临床。
但蛇毒酶和蛇毒绝对不是同样的东西。赵步长也发现，采用静脉注射蛇毒,效果不显著。但据此后他官方的人物简介上称，“他开始触摸颈下那根动脉，思考如何使蛇毒平安地通过颈动脉向大脑，直达病灶。为此，他重新研究解剖学，和夫人伍海勤一起到解剖室确定部位，安全灌注了四千余人次，使许多病人得以康复”。
同一时期的关彦斌倒是顺风顺水。当兵四年回来，关彦斌进了五常县二轻局上班，1979年时已经是局团委书记。可他没想着继续当公务员，而是去了当地砖瓦厂当厂长。
“只有四十几个人和三条驴”——这是关彦斌传记《悬壶大风歌》里对这个砖厂的描述。不过他的确很能折腾，1980年时，全厂工人集资了5000元，从哈尔滨买了一台旧的塑料挤出机，砖厂从此转产开始生产塑料薄膜。这个塑料厂至今仍是关彦斌集团下的企业之一。靠加工塑料制品，关彦斌日子过得很滋润，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成为五常县的明星企业家。
原《哈尔滨日报》记者王作龙，曾将关彦斌创业史以长篇报告文学的方式成书《悬壶大风歌》
比关彦斌还会折腾的是许德仕，他虽在家养病，思路倒是活得很，从贩卖药材起家迈向实业，在广州、武汉、上海等地开了7家海绵生产厂。同时，又拿到全国第一张珍珠出口批文，在老家普宁当地又开了45家珍珠加工厂，承接浙江一带的养殖珍珠，加工后卖到世界，其中与中国香港的来往是最频繁的。
许德仕当年已俨然是普宁大户，功成名就之后，他接受媒体采访时是这样说的：“普宁经济的发展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是当地的领导敢于改革开放和全体普宁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许德仕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好在孩子都大了。二女儿许冬瑾在24岁时遇到了自己的丈夫马兴田。马兴田颇得老丈人赏识，认为他“比较拼搏热情懂外交”，于是许德仕就想给女儿女婿找点事做，想要办个厂。
康美药业官方的发家史是这么说的：马兴田出生于普宁下架山镇的一个小山村，许冬瑾出生于中药世家，夫妻二人在当地开了一家经营药品的门面。1996年时，靠囤积三七赚了一笔钱之后，两人决心创办康美药业。
招股说明书则是这么说的：1996年，康美药业由普宁国际信息资讯有限公司和香港的易真公司合资成立。普宁信息法人代表是马兴田，出资2800万元；香港易真法人代表是许冬瑾的亲属，出资1000万元。
如果时间在1990年戛然而止，我们可以从经济地位上大致排一排：许德仕是外贸大亨，关彦斌是乡镇企业老板，赵步长则是个地方医院的普通医生。
马兴田、许冬瑾夫妇
很快，西安的赵步长励志了一把。用蛇毒失败后，赵步长想到了中医针灸。自己虽然没正式拜师学过针灸，但也可以学起来。按照一篇关于赵步长人物文章的说法，《华佗针灸经》让赵步长摸出了门道，并开始在自己身上做实验。
《针灸经》原本早就佚失了，现在能看到的残章断句是《医心方》里引述的，颇有些不实成分。其实要论起古代针灸学专著，西晋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才是正溯，明朝针灸体系完善时期的一些著作也是学习针灸不错的选择。但那些书显然不如“华佗”二字更有吸引力。
新人练秘籍，必然会有些意想不到的桥段发生。有篇文章记载，1991年端午节，赵步长在练习中本想扎神厥穴，没想到手一抖，扎到了天枢穴上，赵步长“当时只觉得一股气从上到下直冲脚尖，又回转过来沿着腿部直窜头顶。”
歪打正着后，赵步长找准了3个最佳的主穴位，并把这种治疗方法命名为“药气针”。
不久，赵步长就接到了来自新加坡的邀请，带着儿子赵涛和他的药气针，参加“中医与针灸走向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
后面的故事就耳熟能详了，步长制药的官方说法是：赵涛在新加坡三针扎好了偏瘫多年的老奶奶，在新加坡受热捧并登上了《联合晚报》的头版。在力邀之下，赵涛留在新加坡施针三月，赚得90万美元，后来成了创办步长制药的启动资金。
这个在新加坡召开的国际研讨会，其实只有6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当时国内也有好多人去了，包括福建一个气功大师陈柏志，擅长用气功针灸治疗肝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国掀起气功热，这样的参会组合并不奇怪。
还有就是那份神奇的《联合晚报》了。它和大名鼎鼎的《联合早报》没什么太大的联系，不是《联合早报》的晚报版，而只是一张娱乐报纸。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完整地保存了《联合晚报》从1983年创始以来的所有报纸内容。1992年12月8日，《联合晚报》头版的确刊登了署名“邹文学”的文章：《老妇中风瘫痪6年 药帽一戴下床走路》。由于系统原因，无法看到全文，但标题所述“药帽”似与药气针有些出入。除了这篇文章以外，那天的头版头条是《风水师夜诱上山施法 眼插10金针少妇任摆布》，二条是《台湾观众看星星 林青霞最美钟楚红最性感》。
1992年12月8日当天的《联合晚报》头版
比起他们来说，关彦斌则朴实得多。靠塑料厂致富后，关彦斌发现生意并没有他想象中的好做。外地建厂受挫，守着五常就那么点市场，永远做不大。1998年五常制药厂破产重整，关彦斌看到了机会，争取到了收购的机会。改制后，五常制药厂改名为葵花药业。
许德仕将康美甩给女儿女婿后，又扶了一程，在公司上市前才放心脱手。不久，许德仕选择从康美全退，对外说法是“命不好，财多身弱，不可以去体现股份”，改为由他的老伴许燕君持股。
2001年康美药业上市，此时距离公司成立才4年时间。2002年，康美就迅速抛弃了上市时的主营业务西药生产，转型为中药饮片贸易，开始了一段套路深似海的旅程。先是囤积三七，后又炒房地产，左手拉着广发证券，右手联络潮汕私募。如果不是这次证监会的深入调查，康美账上到底有多少钱，库里到底有多少货，恐怕一直会是个谜。
步长制药走的还算稳健些。建了药厂后，赵步长就不玩虚的药气针了，开始寻找能疏通经络的药物，还是从他熟悉的毒物入手。这次赵步长终于不是直接用毒液了，而是发现了酶的作用。经过仔细的研究，结合了蝎子、水蛭、地龙等虫子的脑心通在1997年正式面世。
步长成立时，国内还没有严格的药品广告规范。1999年，赵步长仿效“哈药模式”，在辽宁、安徽等十大卫视砸了1000万广告。但当年的卫视不是全国落地，所以广告效果很不好。反思后，赵步长决定摈弃“哈药模式”，开始走有中国特色的医药代表模式——召开学术会议，拉拢医院专家，营销策略的转变始于此。
十几年间，步长组建了一支上万人的销售队伍，足迹遍布全国。按照步长制药披露的数据，“2018年度公司总共组织市场活动 19000余场次，参与人数 500余万人次;组织市场调研23000余场次，参与人数300余万人次;组织学术交流活动20000余场次，参与人数140余万人。”
关彦斌没有像赵步长那样走学术路线，因为葵花药业的产品大多为非处方药（OTC），简单粗暴的广告投放是最好的方法。关彦斌曾自豪的总结：葵花药业的营销组合就是“广告拉、处方带、OTC推、游击队抢”。葵花药业的销售规模中85%是OTC，广告在推广中起了极大作用。
2014到2018年，葵花药业广告费分别为2.70亿元、3.01亿元、3.41亿元、4.84亿元、8.21亿元。传统电视媒体式微的今天，葵花药业仍然不减电视端的投入，而且还能带动业绩增长，这与葵花药业的产品线有关。葵花药业的儿童药独树一帜，拥有超过70个品种。中国专做儿药的企业并不多，这使得葵花占尽优势。电视受众与儿药购买者之间联系密切，葵花因此能因袭老的套路取得成功。
今年5月开始，这三家企业同时受到关注，起因虽然各异，但很快大家的关注点就集中到中药企业为何频繁爆雷上面。
中药有着2000多年的使用历史，虽然按照现代科学的理论，中药的很多原理尚无法完全给出科学证明，但毕竟经过了千年大数据的检验，是可以信赖的经验科学。
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为中医药正名，几十年来一直在强化中医药的地位和作用。2016年，国务院颁布《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将其纳入国家战略，正是因为其不仅有着广泛的群众心理基础，更因为中医药在治疗疾病方面成本相对低廉，可有效节约卫生资源，降低医疗成本，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学术界一直有一种论调，说中医可能毁在中药上，说的是中药有农产品属性，不可能随着需求的激增而迅速增长。违背自然规律施用化肥、缩短种植周期，产出的药材质量和安全性都无法达标。这或许和房地产一样，是个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
但眼下最急迫的问题是，中药可能会毁在贪婪上。康美药业、步长制药、葵花药业，这些中国最优秀的中药企业，呈现给大众和投资者的却是中药悬壶济世的另一面：大笔资金投入营销忽视质量精进，行贿官员医生获取市场垄断，囤积原料居奇、经营数据造假……
2017版医保目录中，中药品种达到1238个，占比提高到49%，几乎和西药数量相同。2013年以来，各地也不断加码政策，提高中药的报销比例，政策倾斜力度十分明显。
但没人希望国家支持中药发展的钱，都进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账户。6月4日，财政部组织对77家药企进行会计检查，其中中药生产企业33家，占比超过化药和生物制药企业。此次检查中，国家医疗保障局全程跟进。国家医保局负责制定医保目录和医保支付的标准。对任何制药企业来说，医保都是最大的一块市场，即使是生产OTC为主企业。
查账一旦跟医保结合起来，一旦有问题，产生的结果很严重，尤其是对于重点检查的中药企业。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一些省市医保部门和医疗机构对中药的态度就有点开始转向。2018年7月，湘雅二院明确新采购药品目录中不再纳入中药制剂。去年年底，新疆卫健委又下文，明确将中成药列为辅助用药，医保支付标准显著降低。福建、内蒙古等则将中药注射液列入辅助用药。
为何如此严格的限制中药的医保支付？看这个数据就知道了：2017版医保目录新增中成药品种285个，这里面独家品种就有165个。相对而言，化学药独家品种仅有45个，其中有29个还是进口品种。相对于化学药物来说，中药要做出个“独家”，并不是太难的事情，前面关于赵步长的故事就可以看出
“独家”中药越来越多，医保控费的压力自然越来越大，将中药列入辅助用药、重点监控还只是第一步。今年3月21日，国家卫健委会同医保局、网信办、发改委、公安部等八部委，联合下发通知，开展为期一年的“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虚记、多记药品……串换药品等恶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这一整治的方向，自然是那些“安全无效”却又价格较高的药品。中药首当其冲。
在这样的势头之下，忽视研发重视营销的中药企业，都将面临一次大考。政策不再是无原则的支持，而转向扶优罚劣，躺着也能挣钱的日子过去了。
步长制药去年9月开始大举发力生物制药，这也是其募投计划的一部分；康美药业则将重点放在智慧药房，以及在全国各地的商业地产项目上；葵花药业似乎还会坚持OTC的路子，但不再砸广告了，转为打造品牌IP，传播软实力。
8月21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刚刚公布了2019版医保目录，中成药品种增加到1321个，与西药的1322个并驾齐驱。但同时，国家医保局明确要求：目录中的中成药和中药饮片品种，应当参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化药和生物制品）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19〕558号）的要求，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医师开具。这意味着医生开具中药处方将被严格限制范围。
中药，还是应该像《“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里强调的那样：“在‘治未病’中发挥主导作用、在重大疾病治疗中发挥的协同作用、在疾病康复中发挥的核心作用。”而不是本末倒置，到头来迷失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