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败退的印度药企，十年后欲一战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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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入乡随俗”，错过黄金十年印度药企进入中国市场其实早有先例，但过往的投资大多来去匆匆，黯然收场。1993年，印度当时的第一大仿制药企业兰伯西（Ranbaxy）进入中国，成立了首家中印合资药企——广州南新制药。然而16年后，兰伯西宣布撤出在中国的生产经营，结束这一曾经高调的投资项目。碰壁的还有印度制药巨头阿拉宾度和兰花制药。兰花制药是2003年进入中国的一家合资企业，在中国主要销售抗生素和头孢霉素类制剂。7年过后，企业营业额不足四千万美元，利润仅约200万-400万美元。“目前很少有印度药企在中国有实际业务，谈得上运营良好的，只有瑞迪博士（Dr. Reddy’s Laboratories）一家。”一位熟悉中印医药行业的印方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瑞迪博士与加拿大龙灯集团在华的合资企业昆山龙灯瑞迪2007年就开始盈利，产品在中国的很多医院和药房均有销售。印度药企疏离中国市场的近十年，恰是中国医药行业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也是欧美跨国药企深耕中国市场的时期。一位对印度医药行业了解颇深的人士说，十多年累积的巨大差距，让印度药企着急了，进而将情绪宣泄到了中国的监管政策上。比如，印度方面一直认为中国的监管政策束缚了印度药企的拳脚。以往，中国对进口药品实施“两报两批”，即药品上市前需进行临床试验申请和进口注册审评两个阶段，3-5年的冗长流程吓退了不少印度药企。“我们曾向中国出口药品，申报药品注册后就没了消息，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印度一家制药企业中国代表处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道。前述国家药监局人士承认，药品审批滞后是原来的老问题，“但这并非印度独有，其他国家的进口仿制药同样面临这些问题。”2016年以来，印度是申报进口仿制药最多的国家。郭晓丹透露，印度药企未能在中国立足，部分企业不能“入乡随俗”是一个重要原因，“觉得自己与欧美标准接轨多年，只提供欧美的注册申报资料，不遵守中国的注册法规和资料要求，申报材料因此经常不合规或被拒。”“在市场竞争下的中国市场，印度药品的积累和投入不足，缺少厚积薄发的过程，却想一战成名。”孟冬平说，印度药企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投入巨大资源开发欧美和非洲市场，如果当时也同样重视并加大中国市场的开拓力度，情况或许远非现在这般。2017年6月，原国家食药监总局正式成为ICH（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成员。这意味着中国的药品监管部门、制药行业与国际规范接轨。一系列新政的出台，给印度仿制药进入中国创造了更便利的条件。不过，中印药品监管交流会上，印度驻沪总领事瑞峰表示，目前还未看到印度药品出口中国的大发展。“虽然中国加入了ICH，但中国仍对国产仿制药和进口药品区别对待。”瑞峰提到，中国的国产药品如果获得美国FDA审批通过，便可免去性能审查和生物等效性试验（BE），但这一豁免政策却没有惠及国外生产的药品。对此郭晓丹解释，印度仿制药能否豁免BE，需要做个案评估。2018年7月，中国已经开始接受药品境外临床试验数据，但前提是，在境外开展仿制药研发，BE数据需要保证真实性、准确性和可追溯性等条件，才能被国家药监部门认可。“药监局在保证药品质量的前提下，还要寻求开放和国际合作，监管压力很大。”一位业内人士评论道。

▲印度阿拉哈巴德，一位药店主人正在接收处方。最近几年，印度始终希望通过呼吁撬动中国医药市场。（IC photo/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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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合适的中国本土伙伴印度药企当然也有可学之处。多位受访者解释，印度企业在产品选择和仿制药开发、CMC（注：药品的生产工艺、杂质研究、质量研究，稳定性研究等药学研究）方面有着明显优势。此外，创新理念和欧美发达市场的开拓能力也值得中国药企学习。抱怨归抱怨，作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中国市场巨大的机遇和空间无疑是印度仿制药企不忍放弃的。“前几年，印度的官员和产业界都带着情绪来见我们。”孟冬平回忆，两国领导人的多次会晤为产业的密切合作注入政策动力，医保商会则从市场层面和政策衔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反复沟通解释和疏导后，印度从官方到业界逐渐对印药入华有了更全面、更理性的认识，也愿意正视自身的不足。药品从注册上市到落地，监管只是其中一环。印度药企对中国医药政策制度知之不深，对本土的风俗和市场习惯还不够了解，也没有彻底摸清楚中国医药市场的运行模式。在中国，仿制药无法像专利原研药那样享受单独定价权。一旦进入中国，为避免和市场上现有品种产生冲突，品种遴选颇费功夫。这意味着，印度药企需要选择熟悉中国市场的合作伙伴。“这正是十多年前印度药企败退中国的原因之一。”中国药科大学一位从事医药产业研究的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印度药企对中国市场环境缺乏深入了解，入华后想要与原研药企和本土企业展开正面竞争，还需要营销推广等多个维度的配合。对于没有国内销售渠道的印度仿制药企业而言，合资或许是打开中国市场的最好方式。2019年8月，印度制药企业西普拉（Cipla）欧洲分公司与上海创诺制药旗下的江苏创诺成立合资企业。根据协议，双方共同出资3000万美元，西普拉控股80%，未来将在中国建立呼吸制药产品的工厂。印度西普拉发言人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称，公司今年的“大动作”跟中国出台的多项医药政策、加快药品审批有关，两国监管层及行业公司的互动交流日益增加，也坚定了西普拉布局中国的信心。公司计划今后在中国推出包括肿瘤药在内的产品组合，而上海创诺就是专注肿瘤药开发的公司，“本土合作伙伴将帮助西普拉探索进入中国市场”。2017年9月，复星医药斥资超过10亿美元购买了印度格兰德制药（Gland Pharma）74%的股份，该公司是首家从FDA获得注射剂生产许可的印度制药企业。复星医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中国企业在国内产品立项和市场沟通方面经验丰富，可以帮助印度药尽早面市。专利授权也是印药入华的一种模式。2019年8月16日，康哲药业已通过其全资附属公司，与印度制药业霸主太阳制药就其7个仿制药签订了许可协议。两个月前，康哲已与太阳制药就两款创新专利产品在中国市场的拓展达成了合作。“合作为我们提供了进入中国仿制药市场的机会。不管是仿制药市场还是战略投资组合，我们能看到中国市场的很多潜力。”太阳制药总经理Dilip Shanghvi在公告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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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4+7”带量采购为时尚早对于进口仿制药来说，想快速抢占中国市场最好的途径之一是参加国家集中采购。此前有消息称，印度仿制药企业正在和中国谈判，准备参与“4+7”带量采购，并有药企表示，其药价可在中标价基础上再降20%-30%。“4+7”带量采购可通俗地理解为在11个试点城市大型“团购”，低价者中标，带量采购可以通过企业间的市场化竞价，起到以量换价的作用。“印度药企在中国的布局，是在下一盘大棋。”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一位高管分析，印度仿制药企业合资入华，一方面有原料的优势，通过进入带量采购抢占市场；另一方面，通过布局的团队来导入其他高毛利产品，必将对国内药企产生巨大冲击。“质优价廉”是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对仿制药提出的标准。2019年6月的中印药品监管交流会，也有国家医保局领导出席，并介绍了中国的药品招标采购和医保政策。一位知情者透露，印度驻华使馆确实找过国家医保局，表达了印度药企想要参与集中带量采购的意愿，“但想不想和能不能是两码事”。想要参与“4+7”带量采购，印度药企还需跨过几道门槛——药品必须通过国家药监局的注册审批。此外，带量采购针对的是通过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品种。而目前，印度仿制药还无一例通过一致性评价。对中国患者来说，印度那些价格便宜的肿瘤靶向药、免疫治疗药物和丙肝药，暂时很难进入中国。1970年，印度颁布《专利法》，对药品成分不授予专利，仅对药品生产工艺授予专利，全球上市的原研药品得以在印度被快速仿制，俗称“强仿”。“中国对药品专利保护与国际接轨，在专利期内的印度抗癌药很难进入。”前述国家药监局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旦给予这些仿制药政策优惠，和搞“强仿”几乎没有区别，会破坏国内药物创新环境。

（责编：Stel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