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田园的中国风是怎样练成的|大象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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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伍桥
今天中国最热的风是什么风?
中国风。打开电视,几乎每个综艺节目,诗词朗诵、中国风音乐、中国风舞蹈、汉服,至少会出现一样。
不过,今天的中国风,无论音乐、舞蹈还是汉服,都是古洋结合,不正宗。比如从周杰伦《东风破》开始的中国风音乐,几乎都是三古三新(古辞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
那么,到哪儿去寻找真正的中国风?
别急,走出门,上大马路,抬头仰望宣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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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今天的中国城市街头,宣传画大都采用剪纸、年画和泥塑风格,人物造型古拙、朴素,除了字体是印刷体,完全是最正宗的田园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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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乡土的复古风究竟从何而来?
罗曼蒂克消亡史这还得从鲁迅说起。
这种田园特色强烈的宣传画,开发者既不来自河北,也不来自陕北窑洞。它起源于抗战时期延安的鲁迅艺术文学院。当时,「鲁艺」旗下的江丰、古元、彦涵等青年美术家,为中共开发了第一代专门针对农村受众的视觉宣传品。![hougarden](https://s.hougarden.com/article/ac/95/ac95a5a8f6798806382dae8520844092.jpg)
不过,这些1930年代后期从上海、广州等沿海地区投奔而来的左翼艺术先驱,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拥抱乡土。
中国的左翼美术运动起源于上海,其核心组织「左翼美术家联盟」成立于1930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奉行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文艺理论,提倡面向无产阶级的「普罗艺术」。
具体创作中,「美联」则由于自身领导层薄弱,组织缺乏凝聚力,其成员便与同时期的作家组织「左联」一样,受到上海左翼文艺界领袖鲁迅的深刻影响。
鲁迅一生爱好美术,相关书籍在他庞杂的购书清单里占了大约1/5。除了青年时代「学过两年解剖,画过很多死尸的图」之外,他后半生亦身体力行,有不少设计方面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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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眼界开阔的文艺先驱,鲁迅个人最钟爱的美术风格,则是当时颇为前卫洋气的西式木刻版画。
鲁迅的版画情结可以追溯至童年时代,《朝花夕拾》中回忆的《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是中国旧式的木刻版画。
到了「美联」时代,鲁迅爱的则是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的木刻作品,以线条短硬、注重黑白对比为主要特点,视觉效果强烈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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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2月,中共地下党作家柔石被政府处死,鲁迅特意挑选了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的木刻作品《战争》系列之一的《牺牲》,于同年9月刊登在左联刊物上作为纪念
对于社会主义祖国苏联的木刻版画,鲁迅更是尽力传播。1934年,他从自己收藏的一百多幅原作中选取59张,取名《引玉集》翻印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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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收藏、推介外国作品外,鲁迅还曾于1931年8月在上海举办木刻讲习会,推广这种制作方便、可供无限复制、因而特别适合革命宣传的艺术门类。
在领袖不遗余力地的倡导下,外国版画家们的作品成为了当时中国左翼青年美术家的效仿对象。
后来奔赴延安的江丰,此时便受到鲁迅引进的《士敏土》木刻插图的启发,「从此就下决心放弃油画改作木刻,在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我们模仿着梅斐尔德的刀法和作风,刻出几幅描写码头工人、工人反帝代表会议、警察围捕示威群众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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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这些上海美术家虽然以底层人民为主题和受众,但并未特别照顾中国普通大众的审美取向,而是充分使用浪漫主义、后期印象主义、原始主义、象征主义以及表现主义等现代风格,度过了一段艺术激情任意燃烧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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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随着1937年抗战爆发,这种未经规训的激情也走到了尽头。
随着全国人民开始从沿海城市向内地农村大迁移,上海的左翼美术家也于1938-1940年相继到达延安,投奔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旗帜下。
但等待他们的,是与鲁迅不太一样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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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黄土地服务
延安地处贫困落后的中国腹地,加上战时的特殊局势,各种绘画用品难以输入而价格高昂,尤其是油彩和画布在延安不能生产,使得油画、国画乃至水彩画都受到了极大限制。
相比之下,鲁迅在上海播种的木刻版画,则因为所需工具多半可以就地取材,而几乎成为了鲁艺美术系的唯一内容,同时也是延安最有力的宣传武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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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地区野生丰富的杜梨树和枣树,制成的木板软硬适中,是木刻家们的理想材料
不过,初到革命圣地的城市画家,往往不能马上割舍西方的表现形式,其作品因而也难以与黄土地上的群众沟通。
1938年冬,鲁艺成立的木刻工作团开始举办前线巡回展览,结果在晋西双池镇的第一次展览便出师不利,被当地老乡批评「没啥名堂」,画中人也「满脸胡,不大好看」。
巡展以失败告终,陕北农村百姓既不能欣赏黑白对比的强烈画面,也不喜欢西欧风格的阴刻法,而更偏好有故事情节的木传统刻连环画和套色木刻。
初来乍到的年轻画家们,面对此情此景不能不敲响警钟。此前不久,毛泽东刚刚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木刻工作团团长胡一川在日记中反省道:「要面向大众,拜老百姓为老师……要虚心地去研究中国旧有山水、人物、年画里的章法和笔调…...」
年画是最早的突破口。1939年春节,美术家江丰和沃渣各赶制了一副木刻年画,供鲁艺宣传队使用,用三色套版印制。由于刻印困难,两种年画分别只印了四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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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丰的《保卫家乡》和沃渣的《五谷丰登》是陕甘宁边区最早的新年画
次年,鲁艺出产的木刻年画进一步学习群众,采用了旧年画的格式和阳刻线条造型手法,结果大受市场认可,甚至「很快就卖光了,一下子轰动了西营镇」。
不过,服务农民、学习农村美术手法之余,鲁艺美术家们对这些传统中国美术并不认可——他们受过现代的美术教育,天然将旧形式看作封建的、倒退的艺术形式,内心难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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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这些先锋艺术家在年画、窗花、皮影戏面前心服口服,还需要更触及灵魂的教育手段。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从学习中央文件、讨论美术界的具体问题到相互间的检查批判,整顿「三风」(学风、党风、文风)的运动,很快在鲁艺等文艺机构展开。
暴风骤雨之下,美术家们迅速走上了真正拥抱黄土地的创作道路。
大画家王式廓的妻子回忆道:「他觉得自己豁然开朗了,艺术观从此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飞跃……参加劳动,和农民同吃同住,向工农兵学习……」
通过改造生活方式,美术家深入地体会了陕北农民的审美趣味,不断矫正自己的画面形式语言。
改造最激烈的古元,1942年后的作品相比之前出现了洗心革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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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传统木刻的风格和手法,美术家们还致力于吸收中国北方的民间美术。
河北武强的木刻年画,陕北、山西的剪纸、窗花,北方的皮影戏和民间泥人等,都成为了延安美术工作者的借鉴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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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成型的延安美术,在抗战和内战中持续沿革、发展,并伴随着1949年的到来,从黄土高坡走向了整个中国。
走向全国的延安美术
1949年11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两个月,文化部便发布了改造年画、通过年画宣传政策的指示。
1950年,经过改造的新年画与全国人民见面,其中可以看到不少后世宣传画的常用元素:
不再看见财神送宝,而是生产劳动;
不再是娃娃抱鱼,而是娃娃扮演反蒋、反美游戏;
不再是娇弱迎风、奇装异服的美人,而是健壮朴质、生产劳动的妇女;
不再是憔悴可怜、衣不蔽体的奴隶,而是精神饱满、生气勃勃、打垮蒋匪帮、抗美援朝、建设新中国、翻身作主人的工农;
不再是宣传封建道德和奴隶思想的戏曲故事,而是进行阶级教育的白毛女、刘胡兰等英雄传记,及富于人民性的戏剧、神话、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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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新年画的风格虽然专为服务劳动人民趣味,但群众却似乎并不买账,尤其是在革命刚成功的沿海地区。
1952年华东文化部门发布的数据表明,新年画仅仅占了该年杨家埠年画780万总销量的1%。
延安风情难以推广的同时,中苏合作又逐渐深化。
1953年后,中国开始推广老大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强化技术训练,「培养专家学者型人才」。
1954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版画系。1956年,央美聘请苏联雕塑家尼古拉耶维奇·克林杜霍夫任教,开展为期两年的雕塑训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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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条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都难以偏离的艺术道路,在中国并未能一统天下。
1958年,中苏关系出现裂痕,中国再次强调艺术的民族形式。同时期的大跃进运动中,农民画大量出现在乡村农舍的壁面上,形成了空前的壁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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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画家们也参与了这类农民画的绘制,如古元这一时期就有年画作品《社会主义好,幸福日子增》。
文革时期,街头大字报和各派报刊也大量使用了延安木刻漫画的形式,从国内走资派到国外修正主义头目,都广泛出现在这类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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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最有影响的当代艺术家之一徐冰,1977年考入中央美院版画系,也是从这一传统的左翼美术形式获得启蒙,但不久就走上另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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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经历过从革命到发展经济,新时代又开始重新接纳和融合传统价值。
这是真正中国风的回归,巧的是,它恰好与当代都市青年热起来的流行中国风同步。
只是,孝道、谦恭、诚信、和气,这些概念乡土而久远,实在缺少熟悉而合适的当代场景,尤其与诞生于苏联的那套视觉体系完全不匹配。
好在,半个多世纪前,「鲁艺」的青年美术家们为我们开发了一套现成的视觉宣传品。
这最田园的中国风,正好用来宣传敬老、爱幼、互助、友爱等中华传统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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