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胁和撒谎惹恼记者
Facebook道德堕落的表现并不限于怠慢政府，威胁记者以及对记者撒谎是Facebook唱的另一出“好戏”。
2018年，《卫报》记者卡罗尔·卡德瓦拉德和艾玛·格莱汉姆-哈里森爆料称，剑桥分析公司已经收集了5000万份Facebook个人资料，用于开发一个影响选举的软件程序。卡德瓦拉德还在推特上说，Facebook在该报道发布前一天还在威胁要起诉他们。
几周前，《纽约时报》报道，Facebook聘用了Definers Public Affairs（一家肮脏的政治公司）为他们进行危机公关。面对记者质疑，Facebook首席运营官Sheryl Sandberg先谎称Facebook没有雇佣这家公司，不知道他们所做的工作，随后不久又改口称确实有收到该公司发送的工作邮件。失去记者信任的一个最好方法就是撒谎。Facebook这种“睁眼说瞎话”的行为成功激怒了媒体和记者。
硅谷最有价值的资源不是风险投资，而是软件工程师。Facebook不诚信的举动也寒了部分员工的心。在圣诞节前两天，Facebook高级工程师Tim Fox在Twitter上表示，他将从Facebook辞职，因为他觉得“这家公司已经迷失了方向，不再与理想相符，这让我觉得继续工作下去会深感不安”。这条推文收获了许多掌声，同时也不断有报道称，不少Facebook员工正在询问他们的前同事关于换工作的建议，因为他们对Facebook的未来很不乐观。
Facebook的道德丑闻也对其最重要的客户——广告商群体造成了负面影响。
2018年12月底，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发布的一份报告表示，他们对Facebook越来越警惕。以下是报告的一些摘录：
1）广告代理计划全球首席执行官Mat Baxter：“是时候采取集体立场反对Facebook的恶劣行为了。希望在他们感受到广告收入下跌的切肤之痛后，情况能有所好转。”
2）阳狮首席增长官Rishad Tobaccowala：“Facebook只知道尽其所能地敛财。他们没有道德。”
五、社会危害：作为媒体的Facebook
传统媒体客观中立地传播所有公开发布内容，但Facebook本身充满偏见。网络算法，惯用的手法是通过最具挑衅性的方式自动传播一切参与性极强的东西。网络传播尤其偏爱极端性内容，举凡涉及极左、极右、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政治宣传或者阴谋论的内容，自然要比那些略显无趣的中立客观的素材更容易大肆传播。
正如伦敦大学学院数学家汉娜•弗莱所言，算法只是把某人的观点写进代码中，但 Facebook却是在有意传播任何具有煽动性的内容。这种“煽风点火”的威力不容小觑。比如：
1）如果Facebook不存在，特朗普就没法成为美国的“非法”总统；2）如果Facebook不存在，一场非法的、在最后一刻脱欧的广告宣传活动就不可能鼓动起足够多的选票来支持脱欧；3）如果Facebook不存在，巴黎就不会着火；4）据《纽约时报》报道，如果Facebook不存在，缅甸就不会有70多万人遭到强奸、谋杀或种族清洗。类似的事件还可以列举很多。
六、自我救赎之路
鱼从头上往下腐烂。扎克伯格需要自愿出售或放弃足够多的优先股，这样他自己就不再拥有多数控制权。他还应该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但仍然是董事会主席），并要求董事会找到经验丰富的替代人选。董事会还应解除Sheryl Sandberg的首席运营官和董事会成员的职务。所有这些都是修复被损害的公共关系的唯一途径。
笔者认为，理想的Facebook平台，应该是按照简单的时间顺序查看关注的用户发布的推文。无广告、没有数据收集、没有跟踪、没有营销监督、没有算法、没有自动化、没有潜意识的技巧让用户的大脑沉迷于平台、没有商业页面。
Facebook应该效仿一些新媒体公司，从基于广告支撑的模式转向基于订阅的模式（包括B2C和B2B）。比如推出B2C流媒体订阅服务，从Netflix和亚马逊Prime这样的OTT公司手中夺取市场份额；在B2B方面，Facebook的Workplace则可以与Slack和Yammer一较高下。
想象一下，如果Facebook削减了与算法创造、研发、人工智能、个人数据收集和分析、广告和广告销售相关的所有部门，会节省多少亿美元的成本呢？以及，如果Facebook取消了对个人的跟踪和数据收集，其支付的法庭罚款费用将大大减少，而那些先前出于隐私考虑放弃Facebook的人甚至可能会回来，重新成为Facebook的付费用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