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凭什么有爱好｜大象公会
一个爱好，曾是中国人多么奢侈的追求。文｜叶部首 1927年10月，邹韬奋主持的著名杂志《生活》周刊发布推出「娱乐」专号，提出「娱乐是人生一件要事」，呼吁青年人投身其中，「大家共来快乐快乐」。 具体该玩什么？《生活》给出了明确的建议——音乐、阅读、影剧、游历、健身五大爱好，「衷心期望每位城市平民尤其是青年，能根据各人的能力与环境，酌选几样，着力去作。」 不幸的是，此后几十年里，「各人的环境」差距实在太远，阅读、健身之类爱好经过成本控制尚可普及，真能亲自上手享受音乐影剧之类现代乐趣的，一直都只有一小撮人。 沿海地区、京广线与东北 1949年以前，中国音乐家几乎只产自沿海到京广线之间的地区，聂耳这样的云南人是少有的异数。 音乐、影视之类的现代文艺教育是城市的产物，早期更是开放地区少数富裕阶层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尤其是声乐、乐器演奏和电影表演之类，不但必须有良好出身，而且要有机会亲身接触。 当时最能提供这类资源的，莫过于上海和香港这两座地位特殊的大都市——后者极为发达的市民文化，早在1930年代便造就了业余爱好者结社玩音乐的热潮，当时能在电台演出的本地乐团就有超过五十家之多，使粤曲成为近代中国难得的市民音乐文化。 上海更是凭借着上千家歌舞厅和电台，为市民生产了水准直逼世界水平的流行音乐。 虽然不用为自己的偶像做数据刷榜，当时乐迷为此爱好增加开销依旧不可避免：听现场、买唱片都不是小数字，即使在上海也有一定的阶级门槛。 真正能亲自玩上乐器的更是小圈子，包括全世界年轻人最容易接触到、也最便于入门的街头乐器——吉他。 如著名作曲家聂耳，1931年在上海观看火奴鲁鲁歌舞班时第一次见识了吉他的魅力，一年后终于在4月24日的日记中宣布自己已学会了这门乐器。随后，他和朋友们组成了中国最早使用吉他的演出团体「海威伊乐队」，也就是夏威夷乐队的意思。 1937年，上海开始自产吉他，又过了近十年才在大学流行起来，蒋纬国就读东吴大学，一度自组乐队演奏夏威夷吉他——不过，这在当时仍然是地域、阶层极受局限的高端小圈子爱好，以至于那一代人中有吉他演奏能力者，今天已经稀罕到能够令年轻人惊叹赞服。 其他能够培养现代玩家的文艺教育，同样局限于类似的高城市化地区，1949年中国电影明星的籍贯，高度集中于江浙、广东及北京山东等地区。香港中小学生如数家珍的美国漫画和奥斯卡明星，在内地不少地方闻所未闻。 同样有类似娱乐资源的，是城市化较早、且有俄侨和日本因素的东北地区。早在1931年以前，哈尔滨就有能招收中国学生的俄侨私立音乐学校，中学音乐教育也有相当水平。 不幸的是，这些刚开始萌芽的现代娱乐，也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遇到了寒冬——就像手风琴自带社会主义气质，吉他这种散发着江浙旧大学生气息的乐器，当然难免被算作资产阶级腐朽文化之列，以至于当代中国吉他教育的开拓者陈志在文革期间差点因为弹琴被红卫兵击毙。 其他西洋乐器的遭遇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小提琴只能拉《梁祝》，钢琴只能弹《黄河》，流行歌曲和贝多芬均不在准许之列。 中国年轻人重新开始认真娱乐，还要等到1978年以后。 电影里的美国人 1980-90年代，录像厅、盗版碟给压抑许久的中国人民吹来一阵西风，好莱坞电影打破了之前外国水深火热的印象。 除了视觉特效让小黑屋里的观众咋舌，西方电影里的日常生活，尤其是角色们百花齐放的业余爱好，也撩拨着中国人民的好奇心。 摩托车、电吉他、极限运动、科技DIY、乃至电影本身，都随着介质各异的影视剧进入了中国人的眼界，现代娱乐的种子再一次在人们心中发芽。 在不用摇号但也买不起车的年代，摩托车曾是一种非常奢华的交通工具。电影明星俯身趴在摩托上的身影过于潇洒，让挎着邮包骑着幸福250摩托的邮递员、以及骑着长江挎斗摩托的公安人员，都成为了难得的城市风景。 施瓦辛格的哈雷重型机车，在当时俨然是属于科幻世界的天外来客坐骑，多数爱好者一度连普通摩托车都不敢企及，只能通过看电影、杂志来实践爱好——由于邮电系统是最熟悉摩托车的领域，《摩托车》杂志也交由人民邮电出版社管理。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摩托车终于在1990年代开始普及，1996年中国已成为摩托车生产销售第一大国，到1999年摩托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4600万辆，成为了一般劳动人民的实用交通工具。 · 《苏州河》里的摩托车已经开始用来送快递了。送快递也要骑出施瓦辛格的样子 曾经代表着资产阶级和流氓阿飞的吉他，也在1980年代回到了人们的生活。 改革春风初到之时，还只有极少数掌握演奏技术的奇人异士大显身手。红星打字机厂车工李质伟自幼学琴，1979年以自制的三合板吉他参加官方主办的吉他音乐会而成名，后来在1983年参加全国吉他名手音乐会，演奏曲目是自行扒带子记谱的维瓦尔第《D大调鲁特琴协奏曲》。 在他们的感召下，大批中国人加入了玩琴的行列，25块钱的红棉吉他也给了人们勉强够得着的参与机会。 据后来建立了中央音乐学院吉他系的陈志说，那个时代的中国有3000万人弹吉他，除了学生，还有众多工农兵、盲流和返城知青。 能超越普及型乐器、真正组起四大件现代乐队，则仍然是只属于少数人的幸运。 中国第一代鼓手赵牧阳，本来是怀着学拳的梦想前往西安，却迷上了哥哥学校文艺部里一套公家的鼓，才从此「走上歧途」。 真正能够像电影里的美国小孩一样弹Gibson电吉他唱摇滚的年轻人，在当时更是凤毛麟角。 同样可望而不可即的，是1996年才进入中国的滑雪场、2006年才进入中国的重型机车等等电影里司空见惯的西洋娱乐，它们曾经只属于特别幸运的一小撮人。 能够跻身玩家小圈子的人也已足够幸运，更多人往往处在接触不到其他爱好者的封闭环境。当时各类文娱刊物的读者来信版，最多见的莫过于对同好社交的渴望——互联网时代以前，不但交流切磋难以奢望，很多人甚至连合格的炫耀对象都无处寻觅。 注意，玩家就在你身边 今天，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让有闲阶级的覆盖面全面扩大。十五年前月入五千已算相当不错，餐饮居住水平多半不亚于今天月入两万，但后者能满足的业余爱好需求却要广阔得多。 这几乎拉平了中国大部分城市地区的爱好分布，也拉近了中国玩家与世界的距离。 城镇化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收入，也让人们有机会接触更丰富的兴趣爱好。今天司空见惯的骑行文化，仅在90年代都只在少数大城市能形成圈子——对很多地区来说，自行车只是低成本的代步工具，大城市商店里标价数千元的进口自行车往往令初来游玩的小镇居民惊骇不已。 今天，电吉他的普及范围早已超过曾经摇滚乐的普及范围，滑板的流行地区也远远超越了曾经能在有线电视频道看到极限运动会转播的地区。因为强烈的个人爱好而沦为孤岛，再也不像二三十年前那样容易了。 八十年代，上海的何耀伟和吴永法，一个卡车司机和一个大学生靠着他们共同对音乐的爱好，组成弹唱二人组，在当时录制了磁带出道。这在当时看来十分难得。但到了今天，找到同好、组成乐队、参加演出对于一个吉他的玩家起来说，要方便得许多。 于是，哪怕一周996，人们也不遗余力地将剩下的时间投入到能鼓舞自己的爱好中去。人们因工作而聚集，因爱好而相遇。同一拨人，两面完全不同的人生，共享同一座城。 城市这么大，今天飞机火车地铁上低头看手机的陌生人，也许就是我们的同类。陪伴无数人旅程的滴滴司机也一样，在这份工作以外，他们还是玩乐队逐梦的电吉他手，是挥洒人生的越野摩托车手，是挑战极限的骑行玩家。 云南人高海明也是在八十年代的吉他热潮中开始学琴，痴迷到跟随一位日本吉他大师深造过两年弹奏技术，后来组了两支乐队，小有名气。起初，他工资三千多，要照顾家庭和养育女儿，有些吃力，后来灵机一动跑起了滴滴，收入提高了。 作为滴滴司机，他在路上已经跑了三年，作为吉他手，他在爱好音乐的路上已经跑了快四十年。为乘客提供满意服务带来的收入，让高海明可以一直在他的乐队里为音乐的爱好燃烧激情。 到了今天，他依旧保持每周末练习电吉他演奏，和朋友一起演出。手握方向盘他是普通的一名滴滴司机，拿起吉他就是爱好音乐的摇滚吉他手。两面人生同样精彩。 哈尔滨人韩璋为了养家，成为了一名滴滴司机。从武警战士、国企工人到滴滴司机，他从没忘记自己骑摩托车的爱好，现在依旧经常约出几个兄弟，拉出几台车到郊外练练手。爬坡、甩尾、漂移，样样都行。心中忘不掉的，始终是曾经作为职业车手俯身趴在摩托后背驰骋时的那一份速度与激情。 无论你是挤在公交上还是坐在滴滴车里，看看窗外的公交站台吧，你会发现网约车司机不一样的故事。 滴滴已经把整座城市打造成一个流动的展厅。去发现这些现代玩家的身影，不同的个人爱好把他们的生活填得满满当当。在车上，滴滴司机脚踩油门，让城市流动了起来；离开驾驶座，他们也有着自己流动的城事。 （责任编辑：Aim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