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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主”张昭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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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主”张昭离场
સારાંશ1993年,31岁的张昭思来想去,还是跟纽约大学提交了修改专业的请求,将哲学改为电影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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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31岁的张昭思来想去,还是跟纽约大学提交了修改专业的请求,将哲学改为电影制作。

那是他最初就想要做的事情,被后来的他称之为“回归初心”。张昭的父亲是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研究专家,父母希望他能够继承衣钵,但他还是不顾家人反对报考了军艺导演系。

尽管最后被父亲知道了,还被拽回了复旦大学修计算机,但在大学生涯,话剧社、电视台等一系列课外节目可没少参加。

在去美国修哲学之前,父母双双离世,给张昭不少打击。离开中国时,他甚至把家里的电饭煲都塞进了箱子,头也不回得出了罗湖海关,那时候他以为自己不会再回来。

花了不少周折,张昭不仅把专业改回了电影相关,还在费城大学电影学院辅修电影相关课程。在学电影期间,他经常去纽约的一个录像店,店老板是一个韩国人,常常放一个咖啡壶给学生们免费煮咖啡。

不少穷学生假期都到这家店租录像带,顺便蹭咖啡,这其中除了张昭,还有一个沉默的小伙,叫李安,当时两人没少碰面。

一年后,李安写出了《喜宴》,并在美国上映,该片获得第4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李安凭借该片还获得了第3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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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张昭在费城大学电影学院的资助下,拍出了《木鱼词》和《着陆》两部短片,前者获得了学生奥斯卡奖,还为张昭赢得了绿卡。

这两个年轻人的命运在这个咖啡店短暂交集,并很快往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飞驰而去。20年后,不知道李安和张昭是否曾有过再度相逢的机会,那时这两个都热爱电影的男人,一个获得了第8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奖,而另一个人却成为了企业家,乐视影业的董事长及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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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昭对电影的热爱一点也不亚于李安。

1996年,当电视里开始循环播放《北京人在纽约》时,张昭则从纽约回到了北京。那一年,他接到了上影集团的邀请,决定回国做导演,结果毕业后的第一部影片就给他了现实的一击。《太空劫持》,这部中美合资的科幻片,也是张昭的处女作,票房仅100多万,非常惨淡。

“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总有种英雄主义情怀。拯救中国电影行业,不能埋头‘造车’,还是得先‘修路’。”当时的张昭接受采访时说道,中国电影行业百废待兴,如果不把大环境建设好,一味地做理想主义的电影也无济于事。

“救国”情怀一直充斥在张昭的脑海里,这与他最初修哲学的初衷一致,选择哲学专业,张昭定义为“思想救国”。这是80年代的留学海归普遍拥有的情怀,留学让他们对故土的感情更加深厚,“你被贴上了中国人的标签,所以自然要捍卫这种身份,爱国情绪就是从那里来的”,张昭说。

这种“救世主”情节被延续到了张昭后来漫长的人生岁月里。他用拯救电影行业、重建秩序等各种理论包装着他的处世哲学。

有很多报道写道,张昭是因为王长田妈妈的一盘饺子所感动,才加入的光线传媒。实际上,倒不如说是王长田希望重振电影产业的想法,和张昭不谋而合,才让张昭决定从体制出来与王长田进行第一次创业。

“一开始我是想要造车的,回国一看根本没有路,那就算造出一辆跑车来又能如何?”张昭说,中国的电影产业和美国大相径庭,如果渠道不畅通,再好的作品都没用。

2004年,张昭加入了光线传媒,成为了一个艺术总监。当时光线传媒是中国最大的民营娱乐传媒公司,但民营电视制作却陷入了泥沼,在和电视台的合作中难以获得平等的话语权,也无法从渠道方面获得更多的利润。

为了和王长田共同重振电影产业,张昭在11人的高层内部会议上舌战群儒,力挺王长田做电影。两年后,光线影业诞生,张昭终于得以将自己“修路”的利润运用到实际。

这一次创业,张昭可谓拼了命,他组建了自己的发行团队,在两三年时间,建立了一套地面化的发行营销体系,开创了中国电影发行的“地网”模式。

2006至2010年的四年期间,光线影业出品并发行了20余部商业电影,连续四年保持了100%的增长速度,创造了为中国电影业瞩目的“光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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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线影业成功了,张昭成为了第一功臣,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并没有给予张昭相应的回报。根据2011年6月,光线影业发布的招股书显示,张昭在光线传媒的持股仅为0.24%,远低于李晓萍、李德来以及王长田的妹妹。

此外,证监会要求把光线影业并入光线传媒,这背离了张昭的计划,“当初我创建光线影业的时候说得很清楚,这是一个独立的公司,是不跟光线传媒一起上市的,你并进去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按照产业的发展来进行布局了。”

“企业的文化,或者企业的责任感,这个事情你只有在新的公司你才能从头开始做。企业价值这一块是我非常看重的,我愿意从头来建,(以便)能够用那个东西来驱动企业。”张昭在当时接受采访时候说道。

几乎是同一时间,张昭遇到了人生中第二重要的人,贾跃亭。

跟贾跃亭深度接触的人都有所了解,他在挖人时特别知道对方的所求,能够精准出击得打动人。曾接触的乐视高管说,“老贾在找人的时候,特别知道那个人当下处于什么阶段,需要什么,他就用对方最想要的那个筹码去打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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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贾跃亭约张昭在北京昆仑饭店见面,给出的条件就是“承诺乐视影业未来会独立上市”。

另一方面,当年大火的《失恋33天》大获成功,让张昭意识到,电影产业不能光靠路面广告了,必须通过互联网平台和消费者联动,但光线已经无法满足他在互联网方面的尝试了。电影产业的互联网营销时代已经来临了,而贾跃亭正用互联网平台给张昭抛出了这根橄榄枝。

张昭一位前下属后来感慨,如果王长田能早一些意识到互联网的重要性,或许乐视影业就不曾辉煌;如果贾跃亭没有大兴造车计划,或许乐视影业已经成功上市,完成另一重超越。

2011年,昆仑饭店一遇后,正直不惑之年的张昭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乐视,开始了第二次创业,也是最曲折、最复杂、最具有戏剧性的一次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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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跃亭给了张昭的电影梦最大的发挥空间,但在贾跃亭最需要他的时候,张昭“躲了”。

2017年4月16日,张昭收到了孙宏斌的一条微信,让他不要借钱给贾跃亭。在此之前,贾跃亭已经先后两次来到这个位于北京六里屯的乐视影业办公楼,此前这是乐视体育的办公地点,为了缩减开支,在2017年初乐视影业也被搬到这里。

贾跃亭的请求是三亿。在这之前,乐视就已经陷入危机,乐视影业也多次出手相助。张昭不是不惦记着贾跃亭的知遇之恩,2014年贾跃亭滞留香港,为了提振乐视股价,当时的乐视影业就已经放弃了独立上市,注入了乐视网。

这和三年前贾跃亭承诺张昭的已经背道而驰,但当时的张昭也顾及不了其他。乐视影业作为乐视生态的一部分,也必须为乐视生态负责,很难再独善其身。从那以后,张昭再也没有在外界提过乐视影业独立上市的计划了。

张昭和贾跃亭的关系,也伴随着乐视影业和乐视生态之间复杂的交集而变得难以言状。

曾经贾跃亭和张昭两家人关系不错,常常一起出国过春节。那段时间,乐视影业和乐视网是整个乐视生态中最强大的“现金牛”。2012年乐视影业出品并发行6部影片,市场份额列五大民营公司第四位。其中《消失的子弹》获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影片等四项提名,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等十三项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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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视影业参与出品并负责中国市场发行的美国影片《敢死队2》,在中国市场取得了5400万美元的票房,占影片全球市场份额的18.5%。一时间乐视影业可谓名利双收,市场再一次见识到了“张昭速度”。

甚至是在影视行业最低迷的2016年,影业都实现了11部影片的票房片片过亿。在乐视出现巨大的资金危机时,张昭和乐视影业算得上是贾跃亭最后的资金来源了。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如果影业可以自保和独立运作,还是完全存在独立上市的条件的。

“老贾借钱,我今天躲了”,张昭对另外两位高级副总裁黄紫燕和陈肃说道。黄紫燕是张昭的妻子,她回忆那天的张昭直到凌晨三点都没有吃饭,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他特别痛苦,面对一个曾经对你很有帮助很支持的一个人,因为更大的责任不得不拒绝的时候,那种劲儿特别难受”,黄紫燕对媒体记者说道。

2016年12月孙宏斌曾做了长达1个月时间的尽职调查,统计了除掉乐视汽车部分的乐视资金缺口,打算“缺多少解决多少”,最后大概谈的价格是110亿,之后觉得可能不够,又加到了150亿。

而实际上,3月底时清点完的各业务债务总额远超这一数字:总欠款约为343亿,扣除保证金后仍高达近263亿。

也就是说,这三亿也许对贾跃亭和他背后的乐视资金漏洞来说,真的只是杯水车薪,但对乐视影业来说,三亿一出,接下来公司的工资都可能会发不出。这个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16年年底资金链出问题时候,贾跃亭便来影业借过钱,结果导致影业不得不收紧日常运营,报销经费都卡得很紧。

第二天,思来想去后,张昭还是念及旧情,决定,借钱。条件是,贾跃亭与孙宏斌的融创协商,签订了协议及还款承诺书,答应在4月24日将这笔钱归还给乐视影业。

但这一次贾跃亭失信了。原因是,截止2017年5月20日,乐视网的股份质押次数已达1350笔,金融机构对乐视已经不再信任,“上午还款下午再抵押出去”的情况再也不会出现了。国泰君安在获得还款后,没有对乐视再次放贷。

从那次以后,任何关于贾跃亭的问题,张昭都不在采访中轻易回答了,而采用了另一种值得让人回味的话术,“乐视一定是一本教科书”。

张昭在后来一次回忆说,乐视是他从业20年来遇到的最棘手的困难,涉及到“银行、股市、员工、合作者、股东、行业,那么多人……”

最困难的时候,黄紫燕被张昭叫去院线收账,甚至放话“不给钱我就死给你看”,这种事情张昭干不出来,但他妻子在关键时刻总是冲在最前面。

贾跃亭失信张昭后,留下国内业务的烂摊子,奔赴美国继续他的造车大计,留下了张昭和千穿百孔的影业。从那以后,张昭身边的人就变成了孙宏斌。

精明的孙宏斌非常了解乐视影业的价值,他决定对乐视影业进行增资,并在内部融资会里面首先表态支持增资。在孙宏斌的推动下,乐视影业的90%老股东都同意增资,但是估值从98亿元降到了3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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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张昭发布了一封内部信,正式宣布更名为“乐创文娱”,融创中国成为了第一大股东。乐视影业这才正式从乐视剥离,但结果和七年前和贾跃亭谈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独立的条件并不是上市,而是易主。那个存在于张昭心里的电影产业梦想,还是没能最后实现。

同一年,李安被美国导演工会授予了2018年度终身成就奖,这个奖项主要表彰通过电影、电视为美国文化作出杰出贡献的独立个体或者机构,在此之前,李安还凭借《断背山》《卧虎藏龙》获得DGA最佳导演奖,凭《断背山》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两次拿下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曾经在纽约默默种下电影梦的两个男人,在生命中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可能。张昭的遗憾或许在于,他几经波折,先后创办的影业公司都在国内五大民营电影公司中占据席位,但完全属于他自己的高光时刻,却始终还未来临。

但他还未放弃。2018年,张昭已过55岁,但他还是决定再博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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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19日,孙宏斌和张昭一起出现在上海电影节乐创文娱的发布会上,“只要影业方向对,钱不是问题”,孙宏斌又一次体现了对影业和张昭的支持。

脱离了乐视以后,张昭终于有办法继续去实现他在电影产业的构想。但乐视给他带来的影响还未完全解决,这背后还有乐视17亿的债务和乐视控股的股权处置问题,更重要的是,乐视的负面影响已经波及到影业此前和合作伙伴和影业多年建立的品牌形象。

2017年的乐视影业,因为资金短缺造成多个项目停摆,合作方离开。其中,2017年春节档的《熊出没》也因此最后被光线接过了发行权。

很多项目方在此之前和乐视影业有多年合作,但乐视的事情让他们终止了和影业的合作,“你能不能让乐视网把欠我的钱还了,我再跟你谈这个合作”,其中一个项目方和黄紫燕谈到不打算继续合作的原因。

孙宏斌在上海电影节发布会上的那句话,无疑是对全行业注入一个强心针,让他们相信乐创文娱未来不会出现太大的资金问题。

在摆脱乐视后,张昭在乐创文娱提出了新的产业升级,“电影品牌联营”,就是借助系列电影使IP品牌化,和文学、动漫、游戏、文旅等方面联合运营,共同获得衍生权益。

这个模式和迪斯尼类似,被张昭定义为迪斯尼模式的中国画。但不同的是,乐创文娱不需要自己拥有这些IP,它更重要的是品牌媒介价值,通过电影的方式把这些IP品牌的价值提炼出来。

他认为爆款电影会给行业带来不确定性,因为谁都无法完全保证自己的下一部电影是爆款。“乐视影业从没做过几部超过10亿的电影,但我们也活得好好的。”

但哪些IP值得系列化运营,这需要慎重考虑,毕竟乐视影业之前重金投资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以及《28岁未成年》都只有1亿左右的惨淡票房。

他还提出了对动画影业的布局,通过动漫板块,打造多部亲子家庭动漫系列影片。但其实这背后更重要的是,动漫产品最容易和文旅行业结合,这是融创背后的优势。

2018年底,融创文化板块成立,主要包含乐创文娱和东方影都融创产业园,是融创中国四大战略板块之一。孙宏斌的儿子孙喆任融创文化集团总裁。

地产出身的孙宏斌和贾跃亭、王长田毕竟不一样,在他的帝国板块里,电影永远不是第一优先。“未来3年,我们票房收入占比会降到五成”,张昭在一次采访中提到,乐创文娱已经离一个电影公司越来越远,更像是一个服务于文旅的品牌媒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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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孙喆接任乐创文娱CEO一职

6月24日,张昭宣布离职,未来将由融创文化集团总裁、孙宏斌长子孙喆接任乐创文娱CEO一职,张昭则有可能履新复星集团。

张昭的离开或许让人意外,因为乐创文娱正蒸蒸日上。

但时间拨回三十年前,那个在纽约的录像店里,那个对电影充满梦想,对中国电影产业充满了救世主情怀的青年,或许这次决定,只是因为不屈,还想继续完成心中的那一个电影梦。

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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