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分苹果和谷歌？时候未到，且没必要

作者 | 袁斯来、李振梁

扼杀创新、摧毁竞争、对抗监管......又有人计划对苹果、谷歌们动刀。

宣称参加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的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提出要分拆以Facebook、亚马逊和谷歌为首的科技巨头们，在博客中，她历数了科技公司们的“罪状”。

沃伦甚至建议撤销从前的一些收购提案，包括让全食脱离亚马逊、Nest剥离谷歌，Instagram和WhatsApp重回独立。

一时间，公众和媒体的神经又被挑动起来，但客观而言，她的提案很难站得住脚。虽然口头上争论了很多次，却并没有什么落实的措施。去年扎克伯格参加听证会，各位议员不断质疑他垄断的问题，但最终仍然很难找到实锤。毕竟，仅仅是规模大、市值高，很难认定这家公司就违反了《反垄断法》。

至于“拆分”这种极端的做法，更是为时过早。起码在当下，它们的商业帝国还远没有到所向披靡的地步，即使强大如Facebook，也不能高枕无忧，不得不警惕新兴社交应用Snapchat的冲击。

沃伦的提案虽然迎合了很多人对于大公司的恐惧，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对任务“。几家公司的股价在沃伦提出这一言论后有了些波动，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

为什么科技巨头总被当作靶子？

从上世纪开始，美国曾经拆分过很多巨头，只要一家公司发展到可能撼动自由市场的基础，欧美反垄断的大棒就会挥动起来。

上一个中枪的是AT&T，它控制了美国有线电话产业上下游，如果别的设备厂商不按照AT&T的标准造设备，就不允许它们联网。最终，一家独大的AT&T被拆成了7个小公司。AT&T的市场占有率从分拆前超过90％下降到几年后的50％。美国的电话通话价格5年后下降了40％。

在欧美社会中，无论是公众还是政客，主流声音对于“垄断”这个词语从来都是警惕的。他们认为，垄断必然带来控制。

在资本主义野蛮生长的年代，这些控制不仅局限于资本，甚至会深入金融和政治体系中。很多大企业的创始人都是权势滔天，甚至超过了政客集团。比如当时美国最有钱的三个人，洛克菲勒、卡内基和摩根，直接用金钱和人脉干预了1896年的美国大选，确保“自己人”上台。纵观当下，还没有哪家科技公司能够企及当年他们的“辉煌”。

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谢尔曼法》也是诞生于这样的背景。洛克菲勒的石油帝国瓦解了，标准石油公司成了33家小公司，可以说这部法律奠定了此后一个多世纪美国反垄断的基调。

虽然科技公司的政治权力不可与旧经济时代的大亨相提并论，但公众对他们还是心存芥蒂，至少在控制公众生活这件事上，它们做得毫不逊色。据称美国人每周浏览Facebook的频率已经超过了《圣经》，亚马逊在黑五的销量每年都在刷新。他们控制着用户的身份、支付和生活的一切隐私数据，甚至，如果需要，他们可以操纵人们的思维。

这就像是一个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后果甚至会超出扎克伯格他们的预估和认知。

2016年Facebook的“数据门”事件，用户数据被交给第三方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他们则定向投放宣传广告影响大选的走势。这一事件之后，公众对大型科技公司的信任危机达到顶峰，Facebook的市值也蒸发了上千亿美元。

在数据即黄金的时代，如果不加以控制，这些科技公司是可以利用数据为所欲为。即使从商业的角度看，数据资源如此集中，监管触达不到的灰色地带，也给了巨头们寻租的空间。

事实上，这几家公司凭借资本实力，让自己的商业版图不断扩大。对小公司接二连三的收购，让很多人产生“创新是否已经被扼杀”的怀疑。对于新的创业者来说，被巨头们吞并似乎已经成了必然的结局。

互联网公司们拥有虹吸式的流量资源，再加上雄厚的金钱，双管齐下，足以让有根深蒂固反垄断传统的欧美市场反对之声高涨。

拆分巨头既没必要，也不可行

亚马逊、Facebook、谷歌、苹果以及中国的BAT，虽然它们体量庞大，科技行业拥有强大影响力，从而主导着新技术的商业化进程，但在它们没有违反监管规则之前，并不能说它们遏制了技术创新。

它们的形成源于市场竞争，并没有压制下一代的技术创新，这些公司在AI、量子计算、无人驾驶等前沿技术上投入巨大，并构成了美国、中国在新一轮技术创新的优势。

如此看来，拆分这些科技巨头，既没什么必要，反而还会产生负面效应。美国参议员“沃伦”打出的维护技术创新的旗号并不成立。

在互联网时代，类似事件影响最大的是微软反垄断案。在本案中，美国司法部也是打出了同样的旗号，但并没有证据证明微软抑制了创新。虽然微软部分行为触犯了反垄断法，但最终两者达成了和解，微软免于分拆。这为讨论肢解亚马逊、谷歌等公司提供了参考。

相反，拆分标准石油、AT&T的案例，并不适合类比于此。两者都对市场其他的参与者形成了不正当竞争。拆分后恢复了市场秩序，并给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性价比更高的服务。

但亚马逊等互联网巨头是处于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这些巨头虽所在核心领域不同，但彼此还是竞争对手（比如，多数互联网巨头营收主要都来自于广告）。它们在某一地区某个领域形成垄断，但从全球范围内，这些互联网巨头都有强大的竞争对手。

技术发展会带来新的市场机会，从而导致巨头更迭以及影响力的转移。IBM在80年代是科技行业最有影响力的公司，长年市值位居第一，但是个人电脑的兴起，催生了新一波巨头——微软、英特尔。在WIntel联盟的“统治”之下，互联网的普及又催生了亚马逊、谷歌、Facebook。移动互联网时代，滴滴、Uber、头条、美团这样的新巨头也相继兴起。

苹果公司在智能机行业的影响力和领先程度，也经历了肉眼可见的下滑。

企业决策也会改变一个巨头的主导地位。比如，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后，李彦宏没有把握住这样的机会，导致后来百度掉队，影响力不再能与阿里腾讯并列。英特尔没能抓住移动处理器和人工智能的机会，先后目送高通、英伟达成为新的巨头。

在市场充分竞争下，美国政府并没有介入的必要，还是应该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

从另一个角度讲，美国参与全球竞争，拆分科技巨头无异于自断臂膀。

在全球范围内，只有美国、中国、韩国拥有市值几千亿美元的科技巨头，这些巨头公司是美、中、韩在商业、科技竞争中的重要资源。亚马逊、谷歌、Facebook、苹果让美国保持了科技行业的领先优势，在商业、科技影响力上进一步拉开了与欧洲的差距。

拆分亚马逊、谷歌、Facebook、苹果，必然削弱它们的影响力，客观上成全了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搜狗首席执行官王小川向表示：“美国还要参与全球竞争。削弱美国企业，中国开心死了。”

反观中国，拆分BAT也是同理。

此外，考虑到法律和政治博弈，拆分这些巨头也会困难重重。华尔街日报刊文评论：“考虑到不可避免的政治和法律挑战，该提议真正实施的可能性很小，任何进一步行动都遥遥无期。”

这些公司引起人们担忧的地方，在于其无孔不入的影响力和侵犯人们隐私的可能性，但这些可以通过合理的监管来解决。相比于拆分巨头，这样成本更低、可行性更高。

科技巨头的自我监督

就算这次沃伦的提案没有通过，科技巨头们也不敢掉以轻心。

它们一旦有任何“越轨”的苗头，或者触碰了市场市场自由竞争的底线，都会迅速演变成一场危机。Facebook的“数据门”事件以及之后的发酵就是前车之鉴。

从科技公司的做法来看，自微软之后的巨头们，都在小心翼翼地包装自己。无论是谷歌早年的“不作恶”、还是亚马逊支持中小商家在线开店，都是一种很聪明的迎合。“开放”已经成了一种共识。国内的BAT同样如此，腾讯在经历了3Q大战之后，转向了开放的政策，也是不希望自己陷入众矢之的的境地。

但在数据安全和隐私问题上，以挣钱为目的的公司陷入了两难。如果要变现，必定要挖掘数据价值，至于何种程度为“适度”，实际上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在外部监督还未到位时，还全凭公司的“自觉”。这会让科技公司持久曝光于聚光灯下，并且这种两难之间的平衡一旦面临外部压力，很难持续下去。

最为关键的是，“垄断”这一定义本来就是在不断变化的。AT&T时期，垄断意味着“非正当竞争”，包括屏蔽对手或滥用市场地位。但去年告到美国最高法院的苹果反垄断案中，起诉方认为App Store的抽成这一做法就违反了“反垄断法”。如果最高法院判定了苹果败诉，就会成为今后类似案例的判断依据。

巨头们撒钱收购，之前很少有政府之手干涉其中。因为在自由市场和政府引导中，的确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也批准了亚马逊对全食超市的收购案，毕竟即使收购后，亚马逊也才占到食品杂货市场的零头。但如果未来某个巨头达到了当初微软一统江湖的盛况，而且想要觊觎跨行业的领头位置，很难说不会引起更大的反弹了。

尽管沃伦的提案可能很快烟消云散，但时不时有人亮一亮“反垄断”的棒子，对这些公司，对公众来说，都是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