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人口新变局

人口是城市兴衰的晴雨表。人不仅是城市的建设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亦是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思想的传播者和新技术的应用者。城中拥如此这般之人，世间才有这样那样的城。人口多寡决定了城市的规模，人口结构塑造了城市的性格，人的进取心奠定了城市演化的格局，人的想象力划出了城市发展的边界。我们用最新的统计数据考察城市常住人口的增减，发现有的城渐为智慧的渊薮，有的市难掩衰老的容颜；我们用手机大数据分析日间流动人口在城市间的移动，发现此城在熙熙攘攘间释放活力，彼都在门庭稀落中黯然无光。近两年，中国城市人口已现新变局。

“南北均衡”转向“南快北慢”

长期以来，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来源于城乡人口转移，城市制造业和建筑业吸纳了大量农村转移人口。近年来，各类城市产业结构演进趋于多元化，一二线城市新增劳动力需求以服务业为主，城市间高素质人口的迁徙成为人口流动新特征。为此，我们首先考察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全域常住人口的变化。

城市人口增长由“南北均衡”转向“南快北慢”。2010年－2015年，全国城市的常住人口年均增长839.9万人。其中，南部城市年均新增509.8万人，占全国新增人口的60.7％；北部城市年均新增330.1万人，在全国新增人口中占比39.3％，大致表现为“南北均衡”特征。2015年－2017年，我国城市人口年均增长874.8万人，“南快北慢”的趋势更加明显：南部地区城市新增人口688.3万，占全国的比重为78.7％；北部地区城市新增人口186.5万，占全国比重仅为21.3％。

从区域来看，2015年-2017年，华南、华东的城市新增人口占比超六成（65％)，其中广东、江苏、山东的城市年均新增人口为163.8万、99.8万、76.8万，新增人口占比分别提高8.7个、8.8个和2.4个百分点。西南和华中的城市人口年均增长122.1万、114.0万，新增人口占比分别提高3.7个和3.0个百分点，其中云南、河南的城市新增人口占比分别提高2.8个和3.0个百分点。华北和西北的城市新增人口比重分别下降8.1个和2.2个百分点，其中北京、天津新增人口比重分别下降5.0个、5.5个百分点。东北的城市人口出现绝对规模下降，年均减少36.3万人。

城市群人口增长的“南北均衡”同样被打破。“十三五”规划中的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近八成人口。2010年－2015年，城市群人口增长的南北比重大致为4∶3。2015年－2017年，南方8个城市群人口增长均有提速，年均新增人口578.5万人，占全国城市新增人口的66.1％。尤其是珠三角城市群，其新增人口比重（15.8％）比2010年－2015年提高9.5个百分点。同期，11个北方城市群年均新增人口138.7万人，只占全国比重的15.8％。除中原、山东半岛和兰-西城市群之外，京津冀、关中平原、呼包鄂榆等城市群人口增速放缓，辽中南和哈长城市群人口明显下滑。近两年南北城市群新增人口之比已骤变为4∶1。

中间规模城市人口骤升，规模两端城市放缓

我国城市人口增长格局经历了非线性的空间演化：从20世纪80年代遍地开花的小城镇，到90年代向东南沿海大中小城市集聚，再到21世纪往中西部区域性大城市回流，近两年则表现出“中间涨两头落”的特征。

近两年，扩张最迅猛的是人口规模在700万－1500万间的城市。2015年－2017年，人口规模在1000万－1500万间的城市年均新增217.8万人，新增人口比重（24.9％）比2010年－2015年提高9.8个百分点，其中成都、深圳、广州新增人口比重分别提高了6.5个、4.1个和3.8个百分点；人口规模在700万－1000万间的城市年均新增204.8万人，新增人口比重（23.4％）比2010年－2015年提高5.4个百分点，其中西安、长沙、杭州新增人口比重分别提高4.2个、2.0个和1.8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处于人口规模两端的城市放缓了人口扩张的脚步，大都市圈效应初步显现。

中小城市人口增长整体放缓，但出现结构性分化。2015年－2017年，人口700万以下城市年均新增人口425.1万，新增人口比重（48.5％）比2010年－2015年下降7.5个百分点。其中，华南和华东的中小城市人口增长仍然较快，如珠海、泰州等；华中、西南、西北的中小城市人口增速放缓，如信阳、荆州、资阳等；东北不少中小城市常住人口年均下降10万以上。

超大型城市人口增长放缓，大都市圈效应开始显现。2015年－2017年，总人口1500万以上的超大型城市，即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重庆按市辖区人口计算）年均新增人口27.1万人，新增人口比重占全国城市的3.1％，比2010年-2015年下降7.8个百分点。2017年，北京、上海和天津首次出现人口绝对规模的减少，分别下降了2.2万、1.4万和5.3万人。与此同时，超大型城市呈现出人口向周边中小城市疏解的都市圈效应。以北京为例，虽然近两年人口增长趋缓，但周边的廊坊和保定市年均合计增长14.9万人，比2010年-2015年年均多增4.5万人。

扩张、饱和与收缩的城市比重为4∶5∶1

按人口增长绝对规模和相对比重，我们将中国的城市分为“扩张的城市”（绝对人口和相对比重双升）、“饱和的城市”（绝对人口升、相对比重降）和“收缩的城市”（绝对人口和相对比重双降）。

随着城市承载力提高，我国处于扩张状态城市的比重提高。2015年－2017年，处于扩张、饱和与收缩的城市比重分别为37.4％、53.1％、9.4％。与2010年－2015年相比，扩张的城市（107个）增加16个，饱和的城市（152个）减少9个，收缩的城市（27个）减少7个。

一线城市出现分化，北京和上海从扩张区间进入饱和状态，而广州和深圳仍在扩张通道。超六成的二线城市在扩张，近四成的二线城市居于饱和，二线城市未现收缩现象。三线城市也以扩张居多（47％），饱和者占44％，有8.3％的三线城市处于收缩状态。24个四线城市在收缩，但仍有34.3％的四线城市处于扩张状态。

从区域来看，2015年－2017年，华南城市约六成（59.5％）处于扩张，且无一城市在收缩，即使如茂名和玉林等三四线城市也在快速扩张。华东处于扩张与饱和的城市各占近五成，扩张的城市比重提高16.7个百分点，一些邻近核心城市的三四线城市（如马鞍山、嘉兴和漳州等）增长较快。华北超过四分之三（75.8％）的城市呈饱和状态，虽然收缩城市比重降到3％，但扩张城市比重也降为21％。华中、西南、西北的核心城市（如郑州、武汉、成都、重庆、西安）扩张趋势明显，但收缩城市比重也达9.5％、15.6和10％。东北城市出现极端分化，53％的城市扩张，41％的城市收缩，东北地区的三四线城市人口向核心城市转移的趋势明显。

人口离去并未给收缩城市带来繁荣。有一种观点认为，落后地区的人口奔赴他乡之后，由于人均资源增加，会使得按人均收入计算的发展水平提高。我们考察了2010年－2015年期间出现人口收缩的城市，发现其中31个城市的人均GDP增速在2010年－2017年间下滑；如果考虑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因素，仍有26个城市的人均GDP增速下滑幅度超过同期全国的下降幅度。由此可见，人口收缩和城市衰退形成了正反馈效应，收缩和衰退相互强化。

大数据视角下的城市日间人口流动

过去20年间，交通基础设施将全国大小城市连接成网，人们对海内天涯的感知从空间距离转为时间距离。从1998年到2017年，我国每百平方公里的公路里程从13.3公里增加到49.7公里，铁路密度则从0.69公里/百平方公里提高到1.32公里/百平方公里。在这样一张城市网络中，你可以在北京朝饮豆汁儿，在上海午食汤包，在广州暮啖肠粉，知己在比邻。

相比美食地图，我们用日间人口流动大数据绘制了更为精密的经济地图。不同于常住人口流动所反映的长期迁徙，“日间流动人口”是某日由一个城市前往另一个城市的人口，其行为背后蕴含着贸易往来、资金转移、技术溢出和思想交流，反映了各城市间的经济社会联系，是观察城市活力、区域分工和商贸兴衰的重要指标。借助于手机大数据，我们可以从分析常住人口的年度迁徙规律，进一步推进到辨识人口日间流动的行为特征。基于对逾10亿百度手机用户的分析，我们构建了全国日间人口流动的图景。

华东华南日间人口流动规模高。2017年，华东和华南地区各城市的日均流动人口规模占全国近五成，比2016年分别增长91.9万和25.5万，但占全国比重却分别下降0.06个和1.4个百分点，反映出其他地区人员流动性的提高。

其他地区流动性有所增加。2017年，华中和华北地区的日均流动人口数比2016年增长57.2万和51.3万，比重上升0.6个和0.4个百分点。东北和西南地区的人口流动性也有所提高，占全国比重比2016年提高0.3个和0.2个百分点。西北地区的日均流动人口数占全国比重保持在6.2％。

一线和二线城市是日间人口流动的主要节点。流动性最高的20大城市日间人口流动占全国的比重为32.1％，前50大城市达50.7％。日间人口流动集中发生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以及成都、郑州、西安、重庆等中西部二线城市。北京和上海常住人口增长虽趋缓，但2017年日均人口流动数为71.0万和53.5万人，仍比2016年增加8.2万人和7.5万人。东北三省常住人口虽下降，但2017年日均人口流动数也比2016年增加26.9万人，占全国比重由6.4％上升到6.7％，显示出经济活力复苏的迹象。

发达城市群内部流动性高，后发城市群外部流动性高

我们将城市群的日间流动人口（A）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城市群内部的人口往来（B），另一部分是城市群与外部城市间的人员交流（C）。我们以“B/A”衡量城市群的“内部流动性”，以“C/A”测度城市群的“外部流动性”。我们通常会认为，发达地区的城市群开放性更高，其日间人口流动中来自城市群外部人员的比重，会比后发地区的城市群更高。

令人意外的是，外部流动性高的城市群均位于后发地区。2016年－2017年，中原城市群是外部日间流动人口规模最高者，每天约有129.5万人进出其间。外部流动性指标超过50％的城市群，包括了天山北坡（77.4％）、呼包鄂榆（61.4％）、北部湾（58.2％）、中原（57.5％）、兰州－西宁（56.6％）、山西中部（54.3％）等城市群，均位于后发地区。

高外部流动性意味着这些后发城市群的工业体系尚未自成一体，主导产业以资源型产业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需要通过与城市群外部形成频繁的人员流动，来带动资金、技术、产品等充分交换。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后发城市群核心城市与城市群外部的交通商贸资金网络联通性，要高于其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的联通性。

发达城市群内部流动性高。虽然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日均外部流动人口规模分别达到121万人、84万人和70万人，合计占所有城市群外部流动人口的36.9％，但三者的内部日间流动人口数几乎是其外部日间流动人口的2倍，内部流动性指标分别高达63.7％、65.4％和66.3％。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和长江中游等所有较发达地区的城市群内部流动性也都超过50％。

发达城市群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内部的交通、物流和商贸网络发达，城市群内部的核心城市和非核心城市形成互补的分工，因此内部人员往来相对更频繁。由于历史原因，成渝、关中平原、哈长以及辽中南城市群的产业体系也较为完整，因此其内部流动性也保持在63％－73％的高位。

华南和一二线城市活跃度高，西南和四线城市活跃度低

前文分析了日间流动人口的绝对规模，下文以“日间流动人口占全国比重/常住人口占全国比重”衡量城市群的相对活跃度。如果这一指标大于1，则表明该城市群人员流动的活跃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反之则活跃度较低。

按该活跃度指标，2017年全国有32个“极活跃城市”（活跃度>1.5）、50个“高活跃城市”（1<活跃度<1.5）、143个“中活跃城市”（0.6<活跃度<1）和61个“低活跃城市”（活跃度<0.6）。

华南城市活跃度一枝独秀，西南城市活跃度较低。华南地区是我国日间人口活跃度最高的地区，整体活跃度高达1.4，其中37.8％为极活跃或高活跃城市。华北地区的整体活跃度为1.1，有39.4％的城市处于极活跃或高活跃状态。华东地区活跃度为1.0，整体也处于高活跃状态，28.2％的城市为极活跃或高活跃城市。西南地区活跃度最低，虽然成都（1.5）、昆明（1.1）和贵阳（1.1）等核心城市的活跃度较高，但其整体活跃度仅有0.8，超过四分之三（78.1％）的城市处于中低活跃度。

一线和二线城市活跃度优势明显，交通和经贸网络不畅的四线城市极不活跃。一线城市中，广州、深圳和北京属于极活跃城市，活跃度分别为2.6、2.3和1.9；上海属于高活跃城市，活跃度为1.3。二线城市逾五成（53.8％）为极活跃城市，30.8％为高活跃城市，没有低活跃城市。三线城市有五成为极活跃或高活跃城市，且多位于一二线城市周边，中活跃城市比重为41.7％，低活跃城市只有8.3％。四线城市则有近八成（79.0％）的城市处于中低活跃状态。

几点延伸思考

城市规模之辨。在现代科技诞生前，从罗马到长安，大型城市多为帝国首都。虽然罗马庞贝古城的一些房屋与下水道系统相连，但运走污水的不是下水道系统而是奴隶。彼时的大城市依靠强权集聚税收和人力。从运河到公路，从电力到无线电，从高铁到互联网……技术进步不断优化交通网络、通信网络和分工网络，城市的定义在改变，城市的数目在增多，城市地理边界在扩大。

如今，智能技术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网络效应，城市规模扩张已不以单一行政单元空间的人口增加为唯一标志，还表现为相邻城市间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也许，我们不必过多执着于单一城市的人口增减，而应更关注大都市圈或城市群的连接性和活跃度。

城市密度之辨。有人以东京再中心化为据，强调提高我国超大城市人口密度的必要性。但笔者此前基于街道人口数据的一项研究表明，虽然整体人口密度远低于东京，但北京和上海市中心（0-10公里范围）人口密度为2.1万人/公里2和2.6万人/公里2，远高于东京（1.3万人/公里2）。而东京中心城区人口回流，也非创新引导集聚的结果，而有着深远的经济社会背景。

在需求端，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以往在卫星城相夫教子的模式被打破，需要在靠近工作地的区域居住；在供给端，20世纪90年代初的泡沫破灭推动市中心房价下跌，近年政府也放宽高层公寓建设的限制。在北京和上海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已达峰值时，不宜再强调增加中心城区的公共资源以进一步集聚人口，而应以公共资源在都市圈范围疏解来改变其人口“内极密外极疏”的分布。

抢人借人之辨。近期，不少城市出台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体现了其扩大常住人口的努力。事实上，日间流动人口更能反映城市的经济活跃度。在城市网络理论中，不仅资金要素可在流动中实现跨区配置，人力资本也可在日常流动中实现跨区“借贷”。我们不仅要继续减少束缚常住人口迁徙的体制障碍，还应降低人口日常流动的阻力。

在各地“抢人”方兴未艾之际，嘉兴“双休人才”政策颇有意味：对其认定的高端人才，只要在周末期间前往嘉兴工作，交通、食宿等费用由政府补贴。为提高人力资本日常流动性，还可着力推进城际交通的无缝衔接，完善短租住房制度，试行高铁年票制，发展共享办公服务，并为商旅人士子女提供短期入学便利等。

比较优势之辨。为何城市发展有云泥之别？地理决定论似乎是最轻松也最不容置疑的回答，与海港的距离、距省会城市的远近在实证研究中表现出或高或低的显著性。然而，写出《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简·雅各布斯，在其另一本著作《城市经济》中反驳：许多从事大规模贸易的城市都处在非常不利于贸易的位置上，比如洛杉矶；相反，缅因州拥有许多优良的港口，却没有因此发展出太多城市。

城市的命运并非天注定，而是靠城中之人来创造。公元前600年的阿尔凯奥斯在描写希腊的城市时一语中的：“造就一座城市的，不是精良的屋顶或坚固的城墙，也不是运河和船坞，而是善于利用机会的人们。”在技术逐渐消除地理区隔的今天，城市最大的财富是人，城市发展的最佳之匙是降低人口迁徙和日常流动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