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疫线：乌干达闭关前24小时，我赶上最后的航班
当地时间3月21日凌晨2点，乌干达出现了第一例新冠病毒确诊案例。当晚8点，总统穆塞韦尼宣称，将于22日24点闭关。在3月初就意识到此次疫情严重性的中国投资者Thomas Zhou，在看到即将封闭国境的消息后，立即启程回国。3月21日晚，先从乌干达途经伊斯坦布尔飞到香港，再飞回上海，又坐大巴回到杭州，历经近52小时的行程后，他进入了集中隔离的酒店。然而他是幸运的，赶上了最后一班飞机。不知道有多少人没有赶上这些最后的航班。
以下是他的口述：
2月中旬，在中国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由于工作需要，不顾亲人的反对，我回到了乌干达。到达后，自主隔离了14天。在中国的经历，让我对疫情有了充分的认识。我还安慰家人，“说不定现在还是非洲安全”。现在回想，这句话是多么讽刺。
2月底，疫情开始进入非洲。3月初，我意识到，非洲的疫情可能更为凶险，当时我自发统计了数据，做了些地缘性研究，希望帮当地华侨组织为乌干达可能的疫情态势做预警，以判断何时需要撤离。
当乌干达的疫情发展到了我判断的时间点，我决定撤离。
然而，虽然身边不少朋友也都意识到疫情可能带来的危机，但他们还是决定留下来，这让我非常感动和震撼。有一个长辈，韩国裔日本人，在当地做摩托车物流、中央厨房等项目，最多时有200多员工，他和员工就像家人一样。
3月15日，写完第一份疫情分析与撤离预案后，我就和他说：“乌干达的公共卫生条件恐怕没法控制疫情。两周停摆就可能引发社会暴乱。如果封关，我会离开，你要不要考虑一起走？”
他说：“我不能走，我离开了会让员工丧失信心，他们可能发不出工资，会很惨。如果要死，我也死在这里。”
他去年才做过心脏支架手术，所以他说“死在这”时，他是想清楚的。我当时还有几十个口罩，后来离开时都留给他了。他却说：“我要留给员工，因为他们每天在外面跑，送快递、送物流，更高危。”
走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拥抱。他说：“你走了我也很开心。”
我没有忍住，眼泪哗地流了下来。
除了他，我的合伙人也放弃了回国机会，一家七口留在了乌干达，决定和20多个员工守在一起。我当时就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物资给留下的朋友们寄过去。
赶上最后一班飞机
乌干达闭关生效在3月22号的24点。
当时的时间窗口非常紧张，根据最初的判断，我自信地认为，乌干达会在公布第一例确诊后闭关，但21号晚上8点多，乌干达卫生部发推特说，总统穆塞韦尼宣布，要闭关。
没有其它预兆。当时我还在开电话会议，必须把手头的工作完成。
22：00，合上电脑，拎着随身包，塞了两件短袖，就离开了房间。
22：20，与日本朋友道别，坐上他的车，我就出发了。
次日，在转机时，我才看到乌干达首例确诊时间是在21号凌晨2点，是一个来自迪拜的乌干达公民。然而，乌干达没有立刻对外公布确诊病例，而是先宣布闭关。
根据我之前做的功课，离开乌干达一天有三个埃塞俄比亚航空的航班、一个土耳其航空的航班和一个阿联酋航空的航班。但是，那天晚上埃塞俄比亚航空的订票系统崩了，22点在网上下了订单，但不能支付。我就想直接去机场买吧。
23：20，到达机场航站楼，当时很多航班取消了。埃塞俄比亚航空的柜台不能直接给机票订单付款。刚好看到土耳其航空柜台还开着，我就尝试买票，不过土耳其航空已经禁飞中国内地了。工作人员说，可以飞到香港。
直到22号的00：30，才买完票。02：10，办理好登机手续。04：16，登机。
整个过程，每个环节都有很长的队伍。从出发到起飞，六个小时，我离开了乌干达。
坐在飞机上，人是麻木的。
乌干达机场的工作服务区
伊斯坦布尔机场滞留的阿尔及利亚人
3月22号，中午11：30，到达伊斯坦布尔机场。
我先在候机室洗了澡，出来看见很多人在唱歌。服务员说，阿尔及利亚突然关闭了国境，四个航班没有续程航班，阿尔及利亚人被滞留了。
他们一直在喊、唱歌，与警察和保安对峙。在机场的密闭空间里，声音格外震耳，让所有人感到焦虑。
转机13个小时挺无聊，我就处理工作，见缝插针做些俯卧撑。期间给一岁的女儿打了视频电话，告诉她我的情况，给她看外面的飞机，候机室的食物，还有回不了家的阿尔及利亚人，不过女儿也听不懂。
最担心的肯定是家里人，我妈反复强调，“你要戴手套啊，6个小时换一次口罩啊”，其实我没有和她说，我只有一个口罩，其它的都留给当地朋友了，手套也没有。不过，关心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心理安慰，不管你听不听。
晚上23点多，准备登机时，路过候机室的会议室，看到触屏显示器上有一幅画，挺感动的，上面不同语言的“谢谢”，给充满焦虑的候机室带来了温暖。之前有一个亚洲女生进去换了套“防护服”，想必是她的作品。
到登机口才知道这个航班竟然有这么多人，大概几十个人都穿着防护服，还有不少穿雨衣的，给人一种很紧张的情绪。直到飞机广播通知时，我才知道，这些人都是从严重疫情国转机来的。
就在我们从伊斯坦布尔飞往香港时，香港政府宣布25号开始闭关。我离开乌干达坐的肯定是回国的最后一班飞机。落地香港了，才知道从伊斯坦布尔到香港，也是当时最后一班飞机（注：26号该航班再次起飞，但25号起香港只允许香港公民入境）。
相比于伊斯坦布尔，在香港机场，我看到防护服的数量和专业程度都大大提升了。不管穿雨衣还是防护服，基本都是亚洲人。不过，还是看到四个欧洲姑娘，没有任何防护地在机场说笑闲逛。
转机拿登机牌时，人满为患，排了一个多小时队，我注意到身边的人很多看上去像高中生和大学生。大部分三五成群，有些人的防护器具上面还有动漫人物，他们戴着各种护目镜、滑雪镜，甚至游泳镜，还有的戴着工业防毒面具。很多孩子自来熟，相互聊天，有个东北孩子还主动问我，“哥，你去哪啊”，还突然听到有人说“我家是武汉的，我要回去”。
一路上有意无意听到的各种对话，在脑海里交织，突然对别人的生活产生了猜测和感慨，不知道他们回去后见到的是不是所预期的景象。
香港—上海—杭州：冷、饿 23号晚上22：00，飞机落地上海。这也是当天最后一个回内地的航班。这个航班票价3800元，听空姐闲聊时提到，超售了120%，不过飞机上仍然不是很满。我座位前面只有一个安全管理人员，后面和左右两边都没有人。空姐再三要求，不允许中途换座位。 落地上海后，在飞机上等了1小时20分。空姐在广播里问，有多少人来自当时的24个疫情国，只听空姐“哇”的一声，回头一看，全是举手的。空姐低声说，“早知道应当让非疫情国举手了”。 这个航班总人数大约120人，上来的安检和防疫人员，第一批带走了疫情国的27人。我是第二批下去的，属于非疫情国的37人，剩下的也基本都是疫情国来的。 24号凌晨00：20，经过重重审核，顺利离开海关。 出关后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冷、饿。上一顿饭还是在伊斯坦布尔机场吃的，土耳其航空准备了餐食，但飞机上我不敢吃。 01：00，上大巴，前往浙江嘉善的分流中转点。浙江的效率很高，40分钟左右完成了大巴载客人员统计工作。途中，我还帮了两个来义乌做生意的肯尼亚人，扫了三次二维码，填了三张表，肯尼亚兄弟支付宝用得挺溜。 为避免传播病毒，大巴不开空调，所以很冷。位置从后往前坐，我当时坐在二层大巴第一排，风从各种地方渗进来，我只穿了短袖加防风衣，在车上瑟瑟发抖，也是因为饿。 02：45，到嘉善。下来再次二维码填表，这个阶段比较难熬，要站在户外等杭州的大巴分流。每趟间隔1个小时。 03：45 ，终于上了大巴。05：00，到了杭州。 凌晨的大巴上，我所属的社区、街道都给我打了电话，确认信息、核对机票航班号，服务态度很好，印象很深刻。到达杭州后，第一个叫的就是我，值班的西湖区负责人是个漂亮的小姑娘，眼睛特别好看，我看着这双眼睛就像看到了希望。她说了句“你来啦”，然后，引导我上了小巴。车上就我一个人，她让我尽量往后坐，和她拉开距离。交谈中，得知他们是24小时一班，每班六个人交替，非常辛苦。 05：05，开往隔离点。05：18到了核酸检测站，做完测试。05：25，回到车上。05：35，到酒店。 05：40分，进入房间，开始隔离。当时距离我上一餐饭已经过去三十多个小时。酒店条件不错，但不能点外卖。 25号中午，我又尝试点了麻辣香锅，结果还是没法送到酒店，就送给外卖小哥了。外卖小哥感谢了好一会儿，大家都不容易。 那两个人，不知道最后离开了吗 从乌干达当地时间3月21号晚上22：20（北京时间3月22日凌晨03：20），我离开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住所，到北京时间24号凌晨05：40，进入杭州的隔离房间，这一路上一共耗费了近52个小时。 在非洲工作最大吸引力是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人类社会其实很脆弱，不论是来自社会内部还是外部的压力，一旦产生恐慌、阶级分化、资源不平衡，就可能发生社会动荡，那些滞留的阿尔及利亚人就是例子。他们也很无辜，但他们的国家做出了选择。 在乌干达机场，我曾遇到两个来乌干达做生意的中国人，得知要闭关，马上改签航班准备回国，但他们完全不会英文。当时，根据乌干达卫生部要求，来自疫区的入境人员必须隔离十四天才能离开，而他们在乌干达的隔离时间为12天，没有满足购票要求，机场购票窗口不予售票。 乌干达的疫情防控政策出台特别快，政策之间也没有充分协调。其实，乌干达的强制隔离是3月21号才生效，入境后强制送至酒店隔离，收费114美金/天，条件差，不满14天不能离开，而21号前只是建议自主隔离。然而，22号整个国家就关闭了，所以一些之前入境又想赶在闭关前离开的人，就有理说不清了。 截至我离开，那两个人，一个在携程改票成功，另一个改签后始终没有出票，又在网上买了5小时后的机票。不过，我也不确定，他们最后有没有离开乌干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