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骚乱，不只是地铁票涨价那么简单
“智利的经济增长，只是‘类固醇式’的增长。智利通不过‘兴奋剂’测试，因为它是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结构。”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 |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庄俊朗
责任编辑 | 于冬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智利已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如今，它却被区区30比索（约合人民币3角）骤然压垮。 2019年10月14日，为了抗议地铁公司把票价提高了30比索，智利首都圣地亚哥（Santiago）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10月25日，参与示威的人数已超过100万。危机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并演变为一场暴动。 1 火烧“窗户纸”
“被抢的超市超过200家以上，还有药店、电器店。另外他们还放火烧银行、市政府、大学、地铁站，烧地铁、烧公交车。”郑伟成说，“整个国家都乱了。” 郑伟成是一名智利华侨。在他向南方周末出示的照片中，店门的防爆玻璃已被砸出了花。一段视频中，暴乱分子还把路边的店门逐一砸破，火光和烟雾在大街上弥漫。 智利的局势已接近失控。10月18日，智利总统塞瓦斯蒂安·皮涅拉（Sebastian Pinera）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5000人被捕，原定于11月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以及12月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也被放弃。 只有示威者和暴乱分子取得了“胜利”。他们高呼，“新自由主义在智利诞生，也会在智利灭亡。” 两百多年前，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做过经典论断：“让一个国家从蛮荒到富裕的条件无他，只有三个选项：和平、低税收、低政府干预。除此之外，其余一切将会自然地得到发展。” 和平、低税收、低政府干预，这句话也蕴含着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价值主张。1973年，智利将军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的阿连德左派政府。 这位“政变将军”推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该理论源自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的完全自由竞争，认同个人权利先于集体，强调政府对市场干预的最小化，主张私有化。在长达17年的军政府时期，皮诺切特进行大刀阔斧的市场自由化和企业私有化改革。 至今，智利仍被认为是世界上经济自由度最高的“模范国家”之一。2017年，一家美国智库公布的所谓“经济自由度指数”中，智利排名第十，远超其它拉丁美洲国家。 然而，新自由主义这层漂亮的“窗户纸”已危机四伏，它正被愤怒的燃烧瓶烧穿。 “不是30比索，而是30年！”一些示威者喊出了这样让人费解的口号。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在地铁票涨价30比索的背后，是智利社会30年愤怒的总爆发。 网络上一张流传甚广的漫画，将智利的骚乱比作一座冰山：“地铁票涨价”只是浮在水面的部分，在水底下还有“昂贵的教育”“低效的公共医疗”“养老金危机”“可怜的工资”等。该漫画在最底下一栏还标注着一句话：“世界上唯一一个水资源是私有的国家”。 仅从数字上来看，智利的经济发展成就令人艳羡。2018年，智利人均GDP已经超过16000美元，在拉丁美洲名列前茅；人类发展指数为0.843，属于“极高”。这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与世界银行看来，智利是名副其实的“高收入国家”。 2 盛名之下的民生危机
新自由主义被认为给智利带来了“发达国家”的虚名，但它带来的问题却危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所学专业的学费是一年约700万比索（约合6.4万人民币），这笔学生贷款我得还30年。”卡蒂对南方周末说，她并没有参与街头暴力骚乱，但参加了多次的游行示威。 卡蒂是智利一所私立大学的学生，家境并不富裕的她，为学费背上了巨额的债务。智利的高等教育费用几乎全球最高，与它的国民收入远远不成正比。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19年的一份报告，智利的高等教育费用仅低于英国、美国，高于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 卡蒂告诉南方周末，该国本科学费平均每年需要7000美元以上，研究生学费更是超过每年10000美元，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的学费相差不大。 “皮涅拉在年轻时倒是免费读的大学。”卡蒂还揶揄道。 1968年，智利现任总统皮涅拉就读于智利天主教大学。当时，智利仍然由左派的阿连德政府执政，实行大学免费政策。但皮诺切特政变上台后，智利大部分公立大学被拆解并私有化，相当一部分学校卖给了皮诺切特的亲信。 智利的小学和中学同样分私立和公立两种。私立学校教育质量好但昂贵，一个月需要40万比索（约合3700元人民币）左右；公立学校虽然免费，但质量远远不如私立学校。 “私校老师月薪能去到100万到150万比索，而公立学校老师只有60万比索。”卡蒂还介绍，“而且公校经常缺少教学所需的用具，例如电脑、书桌，甚至课本。” 就学难，看病也难。据卡蒂观察，她周边只有大约15%的人能承担得起私立医院昂贵的费用，其余大部分人只能去公立医院。然而，公立医院早已不堪重负。 “公立医院要不没医生在，要不没床位。”华商郑永成也深有同感，“有医生在的，你也要先去挂个号，说不定运气好的，三个月以后就到你了。” 郑永成说，在智利，一次正常的身体检查有的要排队两年，动一次手术则可能要等上10年，甚至，不乏有患者在等待手术期间死去。即使小病患，往往也要早上6点前到医院排队等候。 一名来自智利卫生部的一名官员口不择言，“人们总是大清早就去医院，他们不单是为了能看上病，也是为了社交。”一时，这名官员戏谑之语激起民众更大的怒火。 柴米油盐等日常生活，对智利人来说也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开销。杨晨是一名在智利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她向南方周末介绍智利人的日常开支，“一个三四口人的智利家庭，一个月水费大概500人民币，电费大概500人民币，公交费平均每次出行7块多，一个月下来也要500人民币，食物一个月差不多要1000块。” 通常，一个普通智利人月工资也就4000元人民币左右。杨晨反问道，“剩下来1000多又能干什么？这是修个门都要花费200块人民币的国家。” 3 “富人的福利，穷人的灾难”
这个“高收入国家”的贫富差距也位居世界前列。世界银行2017年的数据显示，智利基尼系数为0.47，排在世界第20名。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智利人月收入在40万比索（约合3700元人民币）以下。 “在智利，前1%的家庭拥有国家26.5%的财富，前10%的家庭拥有66%的财富，而占50%的家庭只拥有国家2.1%的财富。”智利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何塞·米格尔（Jose Miguel）形象地描述说，“最有钱的那2%智利人，过得像最有钱的2%德国人；最穷的那5%智利人，过得像最穷的5%蒙古人。” 同不少经济学家一样，米格尔也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 “新自由主义导致了低工资、低养老金、劣质的公立教育和医疗，这些问题共同构建了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社会。”米格尔说。 卡蒂在参加游行时注意到，同行的队伍里不仅有年轻人，还有很多老人。 “智利的老人只拿着那可怜的一丁点养老金，单是药物可能就花掉大半了。”卡蒂介绍，“如果没有积蓄，老人根本不可能靠养老金活下去。如果不想给孩子造成负担，那他们就只能选择去死。” 老龄化是智利社会沉重的负担。早在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就发布数据显示，该国平均每万人之中有1.22人自杀，在170个接受统计的国家中排名第48。在自杀的智利人当中，超过四分之一是55岁以上的老人。 何塞·米格尔对南方周末进一步介绍，超过一半的智利老人每月只能拿到13万比索（约合1200人民币）左右。考虑到很多智利人在退休前本来就收入很低，一旦停止工作，他们直接就会陷入贫困状态。 作为暴力骚乱和示威的焦点之一，智利的养老金系统也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产物，与国有企业一起进行了私有化改革。 1980年之前，智利的养老金系统实行“现收现付”制度，即年轻人缴纳的金额直接用于支付同一时期老人的养老金。等到这一批年轻人退休后，再由下一批年轻人缴费赡养他们。 作为一种社会福利，养老金具有“支出刚性”的特点。米格尔解释，在经济景气阶段，养老金自然能够逐步提高。但当经济低迷不振时，民众往往难以接受降低养老金的现实。 于是，皮诺切特在1980年废除了“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由“基金积累制”取而代之。但是，养老金系统被私有化之后，智利人不得不拿出10%以上的收入用于缴纳养老金，而且个人所缴纳的养老金费用，将交由数家大型基金公司进行投资运营。 支持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新体系将养老的责任“返还”给劳动者自身，这将为政府“减负”。不过，但作为军政府的首领，皮诺切特宣布“新养老金系统”不适用于军人，以维护军队对他的效忠。 这套新的养老金系统由经济学家何塞·皮涅拉（Jose Pinera）设计，他也是现任智利总统塞瓦斯蒂安·皮涅拉（Sebastian Pinera）的哥哥。当时，用何塞·皮涅拉的话来描述，新系统是一辆“梅赛德斯·奔驰”。 养老金新政之初的确带来一时的“成功”：2019年，智利养老金的资金池总额已达到2160亿美元，大约占智利GDP的80%。 新系统的隐患依然存在。首当其冲的是转轨成本，由于养老金系统不再“现收现付”，原有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只能够由国家财政支付，这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负担。 之后的20年间，转轨成本一直维持在当年GDP的4%以上。据预计，旧养老金系统直到2045年才能彻底终结。如前文所述，它依旧要支付上一代退休者的养老金。 在“现付现收”的旧系统下，所有缴纳费用马上用于支付养老金，因此不需要考虑通货膨胀问题。但在新的“基金积累”系统下，资本增值很快会通货膨胀部分抵消。 智利一直深受通货膨胀之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在1980年后的十几年内，智利通货膨胀率一直处于20%左右的高位。智利政府在养老新政推行之初曾许诺，如果把个人10%的收入缴纳到养老金系统中，在37年后，缴纳者每年能够拿到原有收入的70%。 如今，多数人却不得不面对更残酷的现实，大部分退休者的养老金还不足原来在职时收入的一半。其中，很大一部分还被通货膨胀吞噬。 “基于私有资本的养老金制度，导致绝大多数人口的养老金非常低，他们难以保证长期稳定的养老金缴纳。”智利塔尔卡大学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系主任古斯塔沃·拉约（Gustavo Rayo）分析说，“只有中产以上才能够凭此保证养老。” “（智利的）养老金对富人是个福利，对穷人则是个灾难。”米格尔则批评道。 4 ”过山车般的“智利奇迹”
“他们卖了我们水资源、电力、油气、教育、健康、养老、医疗，我们的道路、森林、阿塔卡马盐沼、冰川、交通。还剩什么？这还不够吗？”智利国家足球队门将布拉沃（Claudio Bravo）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他与多数智利民众一样认为，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改革是今日智利之困的根源，已于2006年12月故去的皮诺切特则被认为是罪魁祸首。在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前，担任总统的是智利社会党领袖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 他推行名为“智利社会主义之路”的改革，他在任内没收大量土地，分给无地可耕的贫农，还把铜矿、银行等企业收归国有，这些企业大多是以美国为主的外资企业。 这些激进的政策引起智利国内既得利益者的反抗，以及美国等西方势力的经济制裁。这导致智利经济迅速恶化，通货膨胀率从1971年的21%，急剧增长至1973年的381%；物资短缺之下，食糖、咖啡甚至卫生纸都供不应求。 全国上下人心惶惶。在美国的支持下，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指挥军队围攻总统府，阿连德总统自杀身亡。随后，皮诺切特建立军政府，展开了长达17年的独裁统治。 皮诺切特一反阿连德的政策，将智利带向了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改革道路。上世纪80年代前后，在皮诺切特的推动下，“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登场。 这是一批年轻的智利经济学家，他们普遍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教育。上台后，“芝加哥男孩”先后废除了最低工资，取消了工会权利，对养老金系统、银行、国有工厂等统统进行了私有化。 “芝加哥男孩”的政策初现效果：通货膨胀率下降到正常水平、人均GDP稳步增长，并逐步抛离其它拉丁美洲国家。这期间的经济增长被誉为“智利奇迹”。然而，这场改革也埋下长久的隐患，如今蔓延全国的骚乱即是一个例证。 “智利的经济增长，只是‘类固醇式’的增长。”智利索尔基金会研究员雷卡雷多·加尔韦斯（Recaredo Galves）描述说，“智利通不过‘兴奋剂’测试，因为它是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结构。” 这名研究员还认为，智利的经济增长伴随着低工资、私有化和公共开支的削减，这种模式并不能维持智利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不过，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智利经济和社会的失败让新自由主义“背锅”并不公平。近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丹尼尔·罗杰斯刊文指出，新自由主义被过度滥用，导致无法认清世界政治发展的真实情况。 来自智利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里卡多·弗伦奇-戴维斯（Ricardo Ffrench-Davis）对南方周末表示，“必须注意到，在皮诺切特执政期间，智利的经济增长也非常平庸。1989年，智利的人均GDP仍低于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真正的增长是在民主化浪潮之后。” 1990年，智利告别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走向民主化的道路。在弗伦奇-戴维斯看来，1990年后，智利民选政府对资本流动和汇率进行了有效的调节，这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 “要解决目前的困境，国家必须发挥作用。养老金制度需要改革，最低工资需要提高，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需要投入更多资金，社会不平等的现象需要缓解。”米格尔对南方周末分析说，“除了加强再分配，我们还需要创造新的生产能力，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刺激和领导那些我们具有竞争力的工业领域。” （责编：Stell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