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依扎事件背后：有多少人喜欢“雪花论”，就有多少人厌恶它

明星艺人对网络言语暴力的抵制、反抗，最投入的可能要数演员热依扎。

在媒体称自己患抑郁症的热依扎，被网友攻击营销抑郁症人设，加之此前穿衣风格引发的争议，不断遭受网友言语暴力。11月3日，热依扎在微博上放出自制图片并配文：人言可畏，晚安。

在热依扎微博发出的指责网络言语暴力的图片中，有四个字分外醒目：“雪花警告”。这四个字脱胎于近一年来流行于中文互联网中的“雪花论”——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雪花警告”造词，反映了人们对于“雪花论”的复杂态度。从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到韩国偶像崔雪莉自杀事件，再到热依扎争议事件，有多少人喜欢引用“雪花论”，就有多少人厌恶它。热依扎在微博上回应网友如果哪一天她真“疯”了，也是被“雪花”们逼疯的。

现在，我们不妨以“雪花论”为线索，将互联网对话文本视为考察对象，观察一番这把批判“群氓”的言论武器，如何在中文互联网世界成为人人皆知的熟语，也许能帮助我们思考现在的热依扎事件。

撰文 | 榕小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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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花论”溯源

作者不是伏尔泰

如果在网络中搜索“雪花论”代表名句，很多词条会显示它的作者是伏尔泰，然而这是中外网络中都存在的误传。在英文互联网世界中，来源错误的伪语录同样盛行——伏尔泰的存在，就好比中文世界的鲁迅。

“雪花论”真正的来源，是波兰犹太诗人斯坦尼斯洛（Stanislaw Jerzy Lec）。他的作品早年多为抒情诗，晚年则以格言和警句闻名。在斯坦尼斯洛的《凌乱的思考》（More Unkempt Thoughts）中，我们可以看到“雪花论”最初的原型——

雪崩了，没有一片雪花认为自己有责任。

Żaden płatek śniegu nie czuje się odpowiedzialny za lawinę.（波兰语）

No Snowflake in an avalanche ever feels responsible.

斯坦尼斯洛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斯坦尼斯洛所属家族的犹太祖先，从西班牙，经由荷兰和德国抵达波兰。19世纪，斯坦尼斯洛的家族在奥匈帝国的皇帝那里获得封爵。但1909年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斯坦尼斯洛，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隐秘的恐怖现实的世界。

1927年，他在波兰大学学习波兰文学，两年后在一家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处女作。此后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放弃贵族头衔。1933年，斯坦尼斯洛从学校毕业，并出版了第一部讽刺诗集，他决心要成为一名作家，同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并于半年后，以90%的支持率，当选为德国元首。

1939年，当波兰被纳粹入侵占领，斯坦尼斯洛逃到了家乡利沃夫，当时的利沃夫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下。斯坦尼斯洛分属左翼文学阵营。1941年，德国侵占利沃夫，身为犹太人的斯坦尼斯洛被关进了集中营。他几次试图逃跑，并在第二次逃跑未果后，受到了死刑判决。但在1943年，他成功逃脱了。

据斯坦尼斯洛在自传中的描写，当时他被押到丛林中，被逼为自己挖掘坟墓，趁警卫放松戒备，他用铁锹杀死了警卫成功逃脱。这则经历也成为他一首著名诗歌的主题——《自掘坟墓的人》：给自己挖坟墓的人/看起来坚决果断/对掘墓人的工作，但并不书生意气：因为他/掘的墓/不为自己。

战后，斯坦尼斯洛和家人曾移居以色列，这在波兰看来是一种背叛。然而斯坦尼斯洛认为自己在以色列从未感受到宾至如归，并于1952年回到了苏联控制下的波兰。1955年，斯坦尼斯洛的出版禁令解除，开始大量发表作品。他的格言作品《凌乱的思考》，从1957年开始，不断增补再版。

斯坦尼斯洛本人并没有对“雪崩了，没有一片雪花认为自己有责任”一句进行意义阐释。不过结合他的人生经历，人们认为他笔下的“雪花”，是在犹太种族清洗过程中认为自己只是在完成工作的德国纳粹，批判的矛头，指向的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或“恶之平庸”），一种不加思考的罪恶——借助体制存在为自己辩护，沦为不道德体制的践行者。

阿道夫·艾希曼，纳粹高级官员，犹太人屠杀方案的主要负责人。战后流亡阿根廷，被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逮捕，于耶路撒冷受审。审判中他为自己辩护，自己不过是巨大国家齿轮中的一环，他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国家法律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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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花论”传播

从“有责任”到“无辜”

如今流行的金句将“有责任”改成了“无辜”，一词之差，让这句指控“平庸之恶”的金句，多了一重“因果报应”的意味：每个参与者终将会因为无意识的同谋而得到报应，后世不会用“无辜”一词为其免罪。

讨论语义，离不开具体语境。如果以百度搜索和微博搜索为工具，设置时间节点，搜索“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我们大致可以描摹出这句话在中文互联网中发生词语乃至语义变化的过程。

“雪崩了，没有一片雪花认为自己有责任”一句，在2012年以前零散地出现于“外国名言”“最有营养的句子”之类的整合内容之中。当时有的翻译成“有负罪感”，并归到伏尔泰的名下。

在新浪微博中搜到的早期用法。图片来自微博截图。

2013年到2014年，除了名言整合文章外，它渐渐在少数博客平台的批评文章和微博讨论中出现，批判群体内部的责任推诿，或者呼吁大家关注某个与群体利益切身相关的话题。

2015年搜到的相关引用，在数量上有了明显的提升，批判的实际语境也开始和公共事件相联系。但当时批评的对象，有的指向的是公权力。在2014年12月31日的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当中，有人引用这句话批评管理失职者为保“乌纱帽”而逃避责任。《郑州晚报》于2015年1月8日发表的报道文章《上海外滩踩踏悲剧应由谁来担责》写道：“每一片雪花都应愧对雪崩。何况城市的管理部门呢？”

当时，“雪花论”批判的对象也包括普通人——绝望的哭声响起，不明就里的市民仍在倒数计时。微博上，账号@作家崔成浩 的引用，得到了较多的转发。

微博上的“雪花”用法。图片来自微博截图。

除此外，在2015年的相关讨论中，也有人将“雪花”与网络暴力联系起来。

微博上的“雪花”用法。图片来自微博截图。

同样在2015年，“雪花论”开始改变表述。最开始的表述方式为：“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认为自己有责任，当灾难来临，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很无辜。”后来渐渐成为今天流行的表述：“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随后，在食品安全相关的批评中，有评论者认为不顾消费者权益、暂时没出事抱有侥幸心理的不法利益链条上的既得利益者，是“雪花”。2016年乔任梁因抑郁症逝世的相关讨论中，也出现了“雪花论”的身影。

以上引用，批评的对象大多是“加害者”或者“漠视者”。但在2018年10月重庆公交车坠江事故中，“雪花论”彻底改头换面，将矛头指向了事故中的受害人。铺天盖地的“雪花论”令人感到心寒，我们去年发表过评论指出其背后的不合理性——受害人真正的活动在我们的认知范围之外，指责他们为“不无辜的雪花”，是一种站在道德制高点之上的简化批判。

今年两起与网络暴力相关的事件，让“雪花论”再度以流行金句的面目来到我们大多数人的面前。

此时“雪花论”的属性与公交车坠江事故不同，“雪花”在话语上指向的是模糊的“加害者”。但是公众开始对“雪花论”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反感：雪莉的死因还不确定，为什么都要怪到网络暴力头上？热依扎为什么不反思自己的问题，只怪网友是“雪花”？

03

反思“雪花论”

惯性化的金句表达，具有欺骗性

像“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之类的惯性金句表达，其实在不少情景中也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它看似至理格言，却无视了真正的事实，同时也模糊了应该有的事实层面的讨论。

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中，“雪花论”批判模糊了司乘关系与行车安全的讨论，将公共讨论化为一场宣泄式的“咒骂”，而在雪莉和热依扎事件中，“雪花论”的欺骗性则更为复杂。

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发生后，被热议的《车四十四》（2001）剧照。

反对者提出雪莉死因未定，不能一味怪罪网络暴力，指出了“雪花论”的第一重欺骗性——除了网络暴力之外，逼死雪莉的外在力量究竟还有谁，仍有太多疑点。除此以外，“雪花论”还有两重欺骗性。

首先，停留于道德层面的金句审判，为了确保语言的力量，往往通过罗列事实，最终以一句金句结尾，浅尝辄止。这看似对网络暴力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却没有讨论出任何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策略：网络暴力从何而来？为什么我们那么容易恨一个人？如何在制度层面防止网络暴力的伤害？

另一重欺骗性在于，当人们开始反感“雪花论”时，也开始反感对网络暴力的讨论，在某些人的言论里，网络暴力相较于娱乐体制等原因，成为了不足为道的事情。求真的渴望迫使人们想要找到那个最终需要负责的“元凶”，忽视了网络暴力无论如何都具有讨论的必要性。

类比来看，热依扎事件中，“雪花论”“雪花警告”式的批判言论，同样具有相似的欺骗性。热依扎在微博中批评“雪花”们不成气候，不会形成雪崩，就像春天的“柳絮”，一烧便没。反对者认为热依扎将自己视为“雪花”，是一种对自己的不合理指控，他们拥有讨论明星的自由。

热依扎：“别自诩是雪花，所以也引不起雪崩。”图片来自微博截图。

这种宣泄式的批判，模糊了导致二者分歧的关键问题：言论自由有无边界？谩骂可不可以成为一种自由？手握传播权力的人有没有“挂素人”的权利？

回顾“雪花论”在中文互联网兴起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它和微博所关涉的公共讨论兴起有一定的关联，而且均指向了权责划分的模糊地带。当法律无法做出明确的责任划分，大众会基于自己内心的是非观念，对事件当事人的行为做出评判。

此时，大众需要一把批判的语言武器，于是“雪花论”作为流行的互联网金句，就被当作一把利刃，使用于不同语境当中。它够简单，也够戳人心。但它说到底，只是一种比喻修辞，与真实情况不能完全等同。现实中的是非讨论，仍应该诉诸更为严谨的逻辑论证。

回到热依扎事件，我们先暂且搁置“雪花论”。以往明星艺人指责网络暴力的时候，都是含糊笼统地表达，而热依扎则转发单人的言论，针对个体展开了回击。如此行事，可能因为受抑郁症影响，热依扎的情绪也许已经濒临崩溃。身处这个体系之中广揽注意力的人们，似乎已经从行动上放弃了从“黑粉”那里争回名誉的冲动，沉默以对。

@来去之间：没必要，弄得自己心情也不好，善用屏蔽功能可以了就……

@热依扎：说我“抑郁症去死”，我觉得有必要；说我“黑佟丽娅”，我觉得有必要；说我“买热搜”，我觉得有必要；说我网暴、说酸话的、辱骂我的、诽谤我的，我觉得有必要！

但是，我们否定“雪花论”的简化批判，不代表不去思考匿名场合下、大众权力可能会推向的可怕未来。

当言论自由等同于谩骂自由；当公众人物选择反抗，等同于粉丝为其以暴易暴……这样乱画等号，最后，我们还会拥有真正的自由吗？有人不愿意为公众人物提供更多的便宜，可能是不愿意看到他们赚取利益的方式变得更“容易”。

可是，忍受辱骂，必须视作成名的代价吗？它存在，就意味着合理吗？假设辱骂成为不受道德约束的自由，那时的舆论场将变成全景监狱，每一句话都要提防被人过度误解，一旦惹人不开心，再微不足道的素人，都有可能成为另一拨人攻击的靶子。而暴力，只会煽动更多的暴力。可以想见，那并不是我们期待的未来。

（责任编辑：Aim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