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最快乐的科技公司这3年的闹心事（七）
编者按：Google曾经是最具创新性的公司，从搜索引擎到Gmail、地图、Chrome、Docs、Photo、翻译，到无人车、Project Loon等登月计划，Google总能用一项项创新吸引大家关注的眼光。但是最近3年，情况却发生了改变。从抗议禁穆令的罢工开始，Google员工不断地对公司的各项决定发起挑战，以及另外一部分员工对那些挑战的挑战，导致整个公司最近几年疲于应付层出不穷的地鼠，公司的增长希望似乎被员工一个个地扑灭了。这几年Google到底怎么了？或者从深层次来说，美国的科技巨头面临着什么样的风向？《连线》杂志用一篇长文为我们揭秘。原文作者是ASHA TIKU，标题为：Three Years of Misery Inside Google, the Happiest Company in Tech。此文由36kr进行编译，分部分刊出，此为第七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
Google：最快乐的科技公司这3年的闹心事（一）
Google：最快乐的科技公司这3年的闹心事（二）
Google：最快乐的科技公司这3年的闹心事（三）
Google：最快乐的科技公司这3年的闹心事（四）
Google：最快乐的科技公司这3年的闹心事（五）
Google：最快乐的科技公司这3年的闹心事（六）
七、
Google的回应遵循着一个熟悉的循环：内部反对，负面报道，然后再慢慢地改一点。但是，这次女性的罢工似乎令高管烦躁不安，这种情况是抗议Dragonfly和Maven时所没有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组织者的日常工作似乎开始受到负面影响。12月时，Whittaker被告知将被迫离开自己已工作3年的Google Cloud。几周之后，Stapleton声称被告知自己在YouTube的角色将“进行调整”，她的下属和责任将会被砍掉一半。（Google发言人表示Stapleton的角色没有变化。）
而Fong-Jones快要筋疲力尽。自Damore的备忘录泄露以来已经过去了一年半的时间。2019年1月初，她提交了辞呈，但她甚至把这也变成改革Google的最后努力；她告诉高管说，如果公司把一位员工安排进行公司董事会的话，她会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可惜，Google的HR还试图让她在通知期限结束前就离开，她申诉说这是打击报复。Google调查一番之后说没有根据。
同月，Google还收紧了对TGIF的控制权。Brin和Page不再出席。会议录像只能收看一周而不是数年。公司还拒绝了现场提问，称这对不同时区的员工来说更为公平。（“我们是一家全球性公司，我们希望确保我们能回答世界各地员工提出的问题，”一位发言人说。）TGIF差不多已经从开诚布公的对话变成新闻发布会了。
公司的内部社交网络也变得更安静了。2018年6月，Cernekee 因违反多项公司政策而被解雇，其中就包括用个人设备下载公司信息。据知情人士透露，作为其正在审理的法律案件的一部分，他必须交回20000页的内部文件，而且其中有的还是机密文件。Cernekee对此提出异议。
与此同时，尽管名单没有Damore，但Damore的集体诉讼仍在继续进行。在2018年10月，他的申诉被移交给仲裁，而两名保守主义者指控自己因政治原因被剥夺职位的诉讼正在法庭上进行。
2018年12月11日，华盛顿特区，Google CEO Sundar Pichai在向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
这不是他最后一次去华盛顿。在经历了两年的员工反抗、文化冲突以及各种指控之后，过去三年倾泻到Facebook身上的怒火现在终于似乎完全转移到Google那里。在三月份的三个星期内，参议员霍利竭力鼓吹要修改授予平台内容管理豁免权的法律；民主党参议员，总统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则公布了一项的要拆分科技巨头的计划。
那年春天，Google的许多避免审查的努力似乎反而加速了它的到来。3月，Google宣布成立了由外部顾问组成的人工智能道德委员会。传统基金会主席Kay Coles James就是其中的一员。此人显然缺乏人工智能方面的任何专业知识，并且最近还表达了反跨性别和反移民的观点。一些员工对此感到震惊；要求撤掉James的内部请愿书很快就收到了2500份签名。Breitbart 和Daily Caller公布了包括Whittaker在内的请愿组织者的姓名，还把一份邮件列表里面的消息给曝光了。在一片哗然中，一位道德委员会成员宣布退出。当Google获悉另一名成员也在计划叛逃时，该公司先下手解散了该委员会——这距离委员会的宣布成立仅仅过去了九天。在外界看来，似乎Google已经屈服于员工的抗议活动。但保守派的指责随之而来。James在《华盛顿邮报》上表示，Google没有坚持跟右翼一起讨价还价。既然这样，她问道：“Google现在怎么还能指望保守派来捍卫它，让它免受左翼的可能会威胁其自身生存的反商业政策的侵害呢？”
Whittaker一边在带领处理针对伦理委员会的指控，一边还在为保住自己的职位跟管理层斗争。曾多次被说成是YouTube营销部门“冉冉升起的新星”的Stapleton，自称也在努力保住自己的饭碗。当两名女性听说第三名组织者的调动被拒绝后，4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一，她们在罢工专题邮件列表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告诉自己的同事说Google正在对她们进行报复。她们邀请同事在周五面前Google全球直播的员工大会堂会议上对这种报复进行反击。
就在那个星期，管理人员给营销部门和云计算部门全体发送了电子邮件，否认了那几位女士的主张。在大会堂会议开会那天早上，Google营销负责人Lorraine Twohill 也发了一封邮件给整个部门，称Stapleton的说法不对。她说：“ 过去几周，我花了很多时间与所有参与者进行交谈，设法去了解她们的情况。” 不过Stapleton说，Twohill从来都没问过她有关自己声称遭到报复的事件。
此后，Stapleton在YouTube已经看不到未来。三周后她递交了辞呈。7月中旬，Whittaker也辞职了。恰恰在第二天Google就宣布Project Dragonfly被毙掉的消息。彼时，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撼动了Google的抗议活动的主要组织者还留在公司的已经没几个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Google的情况就会恢复正常。在过去的三年里，曾经让高管和内部活跃分子消除紧张关系的结构已经遭到严重侵蚀。取而代之的是公司左翼活动份子建立起来的新机器，这是一种巧妙地利用了媒体关注并借鉴了传统组织策略的机器。不同意见不再是家丑。与此同时，而右翼这边，穿越Google的墙向外泄漏消息的管道一如既往的牢固。
今年6 月底的时候，专事卧底和偷拍的右翼调查组织Project Veritas公布了大量泄露文件以及在Google内部隐藏摄像头拍摄的片段。其中之一似乎是Google所谓的偏见的证据，那是2017年禁穆令罢工期间Google员工草拟的“抗议新手指南”。这份文档旁边放了一条消息和一个链接。上面写道：“你在科技大公司工作吗？Project Veritas 很乐意收到你的爆料。”
译者：box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