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磕杜邦16年的硬核律师

1、

这名律师的名字叫罗伯·比洛特(Rob Bilott)。1998年的某一天，他接到了西弗吉尼亚州帕克斯堡(Parkersburg)一个叫特侬(Wilbur Tennant)的农民打来的电话。

特侬家里养了200多头牛，其中很多牛出现了许多离奇的症状后死亡，他怀疑和杜邦公司建在自己农场附近的一个垃圾填埋场有关，所以来找比洛特求助。

但他不知道的是，比洛特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塔夫特(Taft Stettinius & Hollister)的主要客户恰恰就是大型化工公司，比洛特本人也曾经和杜邦的律师合作过。

要在平时，比洛特接到这样的电话可能就挂掉了。但是这一次不太一样，特侬的邻居正好认识比洛特的祖母，比洛特小时候还在那里玩过。

碍于这层关系，比洛特约了对方来律所见面，差不多把事情弄清楚了。

原来，特侬家四兄弟经营的农场有600多英亩，养了200头牛。他的哥哥吉姆在80年代把自己的66英亩卖给了杜邦，后者建了垃圾填埋场，用于堆放旗下一个工厂 Washington Works 的工业垃圾。

这个垃圾填埋场建好以后，特侬家的牛就开始表现异常，烦躁不安，看到人来就乱冲乱撞，此外还出现了各种奇怪的症状，到目前为止已经死了153头。

特侬说自己向当地的律师、政客、记者都求助过，但杜邦是当地的大金主，用报道里的话说，是“own the entire town”，所以根本没有人搭理他。

在特侬带来的录像带里，比洛特看到了许多触目惊心的画面：

有一头牛背部隆起，应该是肾病变的症状；还有一头牛长了细长的奇怪尾巴，蹄子变形，眼睛变得猩红，走起路来像是醉汉一样摇摇晃晃。

在另一盘录像带里，特侬对着镜头说，“每一个我联系过的兽医都不愿意回我电话，不愿意卷进这件事，所以我要自己解剖。”

然后他对着镜头开始解剖一头死牛，画面上可以看到牛的牙齿是黑色的，心、肝、脏、膀胱的颜色也都变暗或者发绿。

这些画面让比洛特深感震惊，他意识到这会是一个大案子，对自己来说，这也是一个用专业经验去为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的机会。于是，他当即决定接下这个案子。

他的朋友们都认为他一定是疯了，这简直不可思议——前面说过，比洛特所在的律所主要是为大化工公司服务的，而不是起诉他们。

不过好在，比洛特的上司特普(Thomas Terp)也支持他的做法。

2、

1999年夏天，比洛特在西弗吉尼亚州南区联邦法院起诉了杜邦公司。

为了应诉，杜邦和美国环境保护署的官员(E.P.A.)一起进行了调查。他们找了六个兽医，其中三个是杜邦选的，三个是环保署选的。

调查结果：杜邦对此事没有任何责任，牲畜生病和死亡的原因是营养不良和饲养不当，是特侬不知道怎么养牛，要怪只能怪他自己。

特侬当然不服。这么明显的化学品中毒症状，非要说是营养不良饲养不当，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而且自己养了这么多年的牛，怎么可能不知道怎么养？

他每天都焦急地给比洛特打电话，比洛特已经竭尽全力，却一无所获。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比洛特偶然在杜邦给环保署的一封信里发现，杜邦提到那个垃圾填埋场里有一种叫PFOA的物质。

因为工作的关系，比洛特对各种化工物质非常熟悉，但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PFOA这个东西，美国的化工物质监管名单里也没有这个名字。

在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后，他才找到零星的记录，得知PFOA是全氟辛酸 perfluorooctanoic acid 的简称，3M生产的思高洁皮革保护剂(Scothgard)里也有这个东西。

比洛特要求杜邦提供和PFOA相关的材料，但是杜邦拒绝了，于是他转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杜邦无奈只能给他寄了几十箱毫无条理的文件，多达11万张，最早的可以追溯到50年代，其中有内部通信、体检报告和杜邦的科学家所做的各种机密研究报告。

接下来的几个月，比洛特每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不接电话不见人，每天就翻阅这些材料——他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把所有这些材料全部看完的人。

一个让人震惊的真相就这样浮出了水面：PFOA是一种难以降解并且会对人体造成伤害的物质，杜邦的内部材料证实它们对PFOA的危害完全知情，但一直秘而不宣。

比洛特不敢相信杜邦竟然会作出这种事，甚至都不敢相信杜邦会把这些材料寄给他，可能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些材料会牵扯出一个这么重大的问题。

根据这些材料显示，3M在1947年研制出用于特氟龙的PFOA，而杜邦早在1951年就开始向3M公司购买PFOA。

虽然美国政府并没有把PFOA列入危险品，但是3M向杜邦建议需要进行焚毁或者运送到专门的化学废物处理厂进行处理，杜邦内部也规定不能把PFOA排入地表水和下水管道。

但是，实际上在那之后的几十年，杜邦把数十万磅重的PFOA粉末随意排进了俄亥俄河。他们还把7100吨含有PFOA的淤泥随意丢进工厂旁边的露天深坑里，在那儿它们进入地下，渗进了帕克斯堡和邻近三个城市共十万人的饮水系统。

3M和杜邦一直在对PFOA的危害进行秘密的研究。

60年代，杜邦就发现PFOA会让老鼠、兔子和狗的肝脏变大，它在进入生物体内后会随着血液循环，进入各个内脏器官。

70年代，杜邦发现旗下工厂工人的血液里有高含量的PFOA，但他们并没有把这件事上报给环保署。

1981年，3M告知杜邦，PFOA会导致刚出生的小老鼠出现先天缺陷。杜邦随后追踪了特氟龙生产部门的七个孕妇，发现他们生下的小宝宝里有两个的眼睛都有问题。但是，杜邦也没有把这一信息公开。

1984年，杜邦发现PFOA通过烟尘飘到了很远的地方，还进入了工厂附近的供水系统，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对外界公布。

1991年，杜邦内部设定了标准，水里的PFOA含量不能超过十亿分之一。同一年，发现弗吉尼亚州一个供水系统里PFOA的含量超过这个安全标准的三倍。但杜邦内部经过讨论，仍然决定隐瞒这个信息。

到了90年代，杜邦已经发现PFOA会在实验动物身上引发睾丸癌、胰腺和肝部肿瘤。还有研究表明暴露于PFOA可能造成DNA损害和前列腺癌。

1993年，杜邦发现了一种替代品，比PFOA毒性更弱，在人体内残留的时间更短。但是，杜邦总部在讨论之后最终决定放弃替代品，仍然继续使用PFOA，因为PFOA制品是杜邦重要的利润来源，每年带来高达10亿美元的利润。

再回头看特侬的案子，一切就很明显了：

八十年代时杜邦越来越担心废弃的PFOA造成的危害，于是他们从特侬的弟弟手里买下了那块地建成垃圾填埋场来处理。

杜邦的科学家也明白PFOA会渗透到特侬农场的地里，他们还检测了附近河里的水，发现了极高的含量。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这一切告诉特侬。而在之前那份调查报告里，他们还把牛死亡的原因归结为饲养不当。

3、

有了这么多无可辩驳、而且是杜邦自己提供的证据，案情就很清晰了。

2000年8月，2000年8月，杜邦同意赔偿和解，比洛特的律所也收到了胜诉酬金。这个案子到这里似乎可以结案了。

但是比洛特一点都没有获胜的喜悦，相反他觉得很愤怒：

第一，他服务大化工公司多年，可是从来遇到过像杜邦这样，蓄意隐瞒如此严重的健康危害。

PFOA对牛造成的损害他已经看到了，那么当地的十万居民呢？他们每天喝被污染的水，他们的身体有没有受到影响？他们的肝脏有没有变绿？

第二，根据美国在1976年开始实施的“有毒物品管控法案”，环保署只能对已经被证明有毒的化学物品进行检测，造成了对化学合成品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各公司的自觉。

但这些情况，公众那时候是不知道的。一般人出于对政府监管部门的盲目信任，会以为有毒化学物品一定会被监管，但其实美国环保署所限制的化学品只有五种，市场上还有六万多种合成化工产品没有被列入监管，PFOA只是其中之一。

比洛特觉得他还可以再做点什么。

接下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整理出一份用来证明PFOA会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严重危害的材料，整整972页，分别寄给所有的监管机构，包括当时的美国环保署署长和司法部长。

他的诉求：限制PFOA的使用，为工厂附近的居民提供清洁水源。

因为比洛特的举报，杜邦被环保署处以1650万美元的罚款。这是当时环保署有史以来开出的最大一笔民事行政罚款罚单，听起来好像很惊人，但其实这个金额只占PFOA给杜邦当年带来利润的2%。

说到这里，有必要再表扬一下比洛特所在的塔夫特律所——他的做法得到了律所的支持，他的举报信都是用公司抬头的信纸寄出的。

律所的客户都是大化工公司，也就是说，塔夫特站在了自己客户的对立面。毫无疑问，这会对律所的业务造成影响，但比洛特的上司特普说，“律所所有的合伙人都为比洛特感到骄傲”。

4、

在发出举报信之后，比洛特又开始着手为那些饮用水受到杜邦公司污染的居民代理集体诉讼。

他征集到的第一个原告，是一名叫凯格(Joseph Kiger)的教师。

凯格曾经在自家的水费账单里发现了一行语焉不详的奇怪文字，上面说在当地饮用水里检出了一种叫PFOA的物质，但是浓度很低，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

有一句话尤其让人感到困惑，“杜邦公司报告说，他们掌握的研究数据能够支持他们对自己的监管措施为公众身体健康提供防护的信心。”

杜邦用自己的研究数据来支持自己的监管措施，这件事听起来有点让人不太放心。正是这句拗口的话，让凯格起了疑心。

凯格的妻子达琳(Darlene)又联想到自己曾经在杜邦的PFOA实验室工作的前夫，他以前在下班回家后经常出现恶心、发烧、腹泻和呕吐等症状。据前夫说公司里其他工人也有类似的症状，他们称之为“特氟龙流感”。

前夫曾经有把工作服带回家的习惯。但是到了1976年，杜邦在公司内部禁止了这个做法，他们告知员工PFOA会对女性健康构成危害，还会提高婴儿致畸率。那之后，达琳自己因为患病而不得不做了子宫切除手术。

看到那个奇怪的通知后，达琳把这一切都串了起来。“我开始想到他那些不让带回家的衣服，想到我的手术。我开始寻思，杜邦对我们的饮用水造成了什么影响？”

比洛特的集体诉讼一开始想选择离杜邦工厂最近的一两个水区，但是后来发现有多达六个水区、以及很多私人水井里的PFOA含量都超过了杜邦内部的标准，有些地方甚至超标7倍，总共有7万人喝着毒水，有些人已经喝了几十年。

2001年8月，比洛特代表这7万人，在西弗吉尼亚的州法院提出了集体诉讼。

官司打到2004年9月，杜邦提出和解，同意在受到影响的六个水区安装过滤装置并付出7000万美元的赔偿。

他们还同意花钱研究PFOA和任何疾病是否存在“可能的联系”；如果确认存在联系，杜邦愿意为受到影响的居民永久支付医疗检查的费用。

到了这一步，接受杜邦的条件看起来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选择。比洛特已经在这个案子上花了三年，其他什么都没干，公司也为此遭受了经济损失。

现在回报来了，比洛特和其他原告律师一共可以收到2170万美元的费用，公司的损失得到了弥补，杜邦也将为当地社区提供有干净的水。比洛特完全可以收手了。

5、

但比洛特还是不想收手。

他考虑的是：当时全美国还没有能够确切证明PFOA危害身体健康的研究；杜邦那批内部材料里倒是提到了PFOA会危害身体健康，但针对的只是杜邦自己的员工。

杜邦虽然提出了和解，但同时也辩解说：工人每日直接接触PFOA，的确身体健康会受到影响，但这不代表饮用水里的PFOA会对居民的健康造成影响。

而对于那7万长期饮用毒水的居民来说，这样的辩解并不能消除他们的担心，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是：我的血液里到底有没有PFOA？如果有的话，是否有害？如果有害，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

于是比洛特的法律团队提出了他们的方案：对所有7万人做抽血检查，每个人都只能抽完血之后才能领到400美金的赔偿金；然后召集医学研究人员，对这7万个样本进行分析，从而确定血液中PFOA含量与身体健康之间的关系。

经过公开投票表决，大多数人支持了这个方案。

对于医学研究者来说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一下子能有整整7万个样本可以用来做分析，简直就像是中了大奖。

杜邦试图阻止但无能为力，因为和解条款里有一条就是要求杜邦出资支持这样的研究，并且费用不设上限。

但是，涉及7万个样本的研究不是一个小工程，花的时间比预计得要长很多。

两年过去了，没有任何结果。接着是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

到第六年，还是没有结果，而杜邦已经支出了3300万美元。

在这个过程中，比洛特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从2001年他开始决定代理集体诉讼起，他在律所的压力就很大。和解的那笔费用让他松了一口气，但之后又很多年过去了，他花着所里的钱，也没有新的客户，这让他处境很尴尬。

而且这期间律所也为案子支出了巨额的费用，如果最后研究人员不能找出能证明PFOA危害人体健康的证据，那这些钱就只能由律所自己买单了。

他的客户——那些居民们也等不及了。人们一次次地给他打电话，告诉他又有人查出了癌症，或是又有家人去世了，他们想知道为什么这么久还没结果。

文章一开头提到的、因为农场的牛死了而向比洛特打电话求助的那个特侬，也在这期间因为心脏病去世了。两年后，他的妻子因为癌症去世。

很多人没有能够活着看到杜邦为他们的行为负责的那一天，这让比洛特痛苦不已。

塔夫特律所并没有停止支持比洛特打这个官司，但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在巨大的压力下，比洛特自己也出现了很多奇怪的身体症状，包括视力模糊，胳膊无力，肌肉痉挛等等。

6、

熬到2011年12月，研究终于有了结果。

经过对这7万人的血液和身体状况做的研究，医疗工作者们确认，PFOA和肾癌、睾丸癌、甲状腺疾病、高胆固醇、妊娠毒血症、溃疡性结肠炎都可能存在联系。

距离研究开始，已经过去了7年多。

这让比洛特长舒一口气。“我们终于做到了当年对居民作出的承诺。杜邦一直说我们在撒谎，说我们吓唬和误导大家，现在我们有了科学的结论。”

有了这样的结论，那些生病的人就能有理有据地要求杜邦做出赔偿了。

截止2015年10月，一共有3535人对杜邦提出了人身伤害的诉讼。

首批开庭的是五个案子，其中一个肾癌患者，获得了杜邦160万美金的赔偿。

这五个案子具有指标意义。接下来杜邦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以这五个案子为基准和每个集体诉讼的成员进行赔偿和解。

但杜邦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和每一个人逐一打官司，按照一年四个案子的进度，官司将一直打到2890年——这是当年大烟草公司采取的拖延策略。

16年的死磕，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还远未到达终点，也并不是一个圆满的胜利。

杜邦一直拒绝承担责任的态度让比洛特很愤怒。

他说：“之前大家都商谈过了，然后七年过去了终于有了结果，你觉得接下来的赔偿应该顺理成章了，结果他们还不同意。想想那些在病中一直等待的人，再想想那些已经死去的人，我就怒不可遏。”

7、

根据杜邦和美国环保署达成的协议，杜邦在2013年停止了PFOA的生产和使用。全球其他五家生产PFOA的公司也陆续停产。

过去很多年里，比洛特每年都坚持给美国环保署和西弗吉尼亚州环保局写信，敦促他们出台关于PFOA在饮用水中含量的标准。

2009年，环保署曾经发布过“不得高于十亿分之零点四”的临时标准，但这个数字并没有最终确定下来，这意味着美国的地方供水部门没有义务告诉居民PFOA到底有没有进入他们的饮用水里。

在这篇报道的最后，《纽约时报杂志》的记者这样写道：

“如果这个最终的标准得以确定，对未来的世代是件好事。但对于正在读这篇文章的你，PFOA已经在你的血液里，在你父母的血液里，在你孩子的血液里，在你爱人的血液里。

它怎么跑到那些地方去的？通过空气、食物、你用的不粘锅厨具、你的脐带。也可能是因为你喝过受污染的水——环境部门在美国27个州的94个供水系统里发现了氟化物。

科学家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发现了PFOA的踪迹。比如很多动物的脏器里——大西洋的三文鱼、剑鱼、鲱鱼、灰海豹、鸬鹚、阿拉斯加北极熊、棕色鹈鹕、还贵、海鸥、中西部的秃鹰、加州的海狮，还有在北太平洋上亚洲和北美之间海岛上的信天翁。”

比洛特并不后悔把自己16年的职业生涯耗费在和杜邦死磕上，但他愤愤不平的是，杜邦一直可以让政府同意慢慢研究和处理，然后又转向另一种对人体影响不明的物质。

“我们在2001年就向环保署举报了，但十多年来他们基本没做什么，整个国家的水里依然流淌着这种物质。杜邦所做的就是悄悄地把PFOA换成另一种化学合成品，然后继续和每一个被伤害的人作战。”

原文：The Lawyer Who Became DuPont’s Worst Nightmare

作者： Nathaniel Rich

https://www.nytimes.com/2016/05/27/magazine/the-story-behind-the-epas-contaminated-water-revel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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