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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接受CNBC采访:美国不害怕华为,到处宣传干什么呢?

生活autor: 36氪的朋友们
任正非接受CNBC采访:美国不害怕华为,到处宣传干什么呢?
resumen任正非:创立华为时,我们还不太理解中国正在开放改革。

我是学建筑的,电子技术是自学的,而且电子技术学的是模拟技术,即模拟的自动控制。当时的模拟控制是比例、积分、微分的控制方式。当我离开军队走向社会时,已经是186、286、386的电脑时代,这个时代我们很不适应。

所以,我们那时出来以后,需要寻找工作机会来养活家庭。因为幼稚,以为这个产业很大,以为我们能赚点钱,进来才知道通信这个产业太残酷了。但是已经没有退路了,因为我们总共只有2万多人民币,创办公司时需要缴纳各种费用,拿到证时已经没钱了。如果我们再退回去做别的东西,一点资本都没有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咬牙做下来了。

任正非:当我们公司还是“毛毛虫”起步的时候,爱立信已经是非常大的公司,二十多年后,爱立信的CEO问我:“你怎么胆子这么大,敢迈这么高的门槛?”当时通信行业门槛特别高。我告诉他:“因为不知道有门槛,我就迈进来了,迈进来以后才知道门槛高,但是退不出去了。”

虽然我经历了中国大饥荒的时期,也经历了大饥荒以后经济恢复的时期,也参加了中国引进法国的大工程。对我来说,有什么人生启迪呢?就是“吃苦”。因为太苦了,所以什么都不觉得苦,创业初期的苦就算不得什么了。

我们年轻时没有什么理想,不是想穿一件好衣服、读一个好学校,我们的理想就是吃饱饭。后来参军以后,我们在东北建设辽阳化纤总厂,当时是从法国引进的世界先进设备,自动控制水平很高。当时东北零下二十多度,我们的房子是很简陋的土坯房,多数房子都漏风。晚上在宿舍里,一定要有一个战士轮流烧火,如果火灭了,可能大家都会冻僵。

一边是这样艰苦的生活,一边是高度现代化工厂的建设,就是“冰火两重天”。但是对我来说是很兴奋的,毕竟在中国文化革命时期不重视技术、不重视文化、不重视知识的时代,我们碰到一个必须要有知识、必须要有文化、必须要有技术才能完成的工程。生活极端艰苦,工作极端世界先进化,对我的人生是有很大锻炼的。

那时我们检验不了外国的设备,中国也买不到一些检验仪器,我就发明了一个仪器。今天看来这个仪器不算是什么技术创新,但是在那个时代算是一个小小的不错的发明。正好碰到中国改革开放,要重视技术、重视人才、重视文化了,我刚好有这样一个发明,就被国家放大成一个大成就,给了我一个较高一点的地位。但是这个地位还没有坐稳,我就遇上了大裁军,全部集体转业,那我又落下来了,重新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任正非:我从小就没有什么兴趣爱好,主要是因为家庭贫穷,唯有的兴趣爱好就是看书、做作业,或者找一些报纸的边角纸来解解方程。这种兴趣爱好帮助我在文化革命时期,通过数学的推演设计了一种仪器,这种仪器后来又被国家高度肯定。作为我个人来说,对科研是有所感觉的,因为我做了小项目。

当我们公司走进电信大门时,开始是帮人家代售机器,赚点小钱。后来人家不给我们代理了,我们就利用代售机器的经验去做了40门用户交换机,只能供40个用户以下使用,这种交换机可以给酒店、小单位使用。因此,我们是从两台万用表和一台示波器开始做,逐步走上这条路。

此前,在集体转业后,我栽过跟头,不懂市场经济,让人骗走了钱,后来我创办华为后,替前公司还了不少债。打官司,请不起律师,我阅读了大量法律书籍,使我理解了市场是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是货物,一个是客户,货物和客户之间交易就是法律。我们不可能拥有客户,只能拥有货物,要懂得法律。我通过自学懂得了法律,然后集中精力研究货物,就要搞科研,自己研究才能产生货物。

任正非:我讲的是压强原则。坦克可以走过柔软的沼泽地,但是在一个很坚韧的地方,针是可以扎进去的。我们公司是投资有限、技术有限……样样都有限,如果我们做一个很宽的面,一定不可能成功。我们就像“针”一样,盯死一个地方,针是可以戳进去的。

用了这个压强原则,我们把它比喻成攻克一个“城墙口”,几百人冲锋对准这个“城墙口”,几千人冲锋对准这个“城墙口”,几万人、十几万人还是对准这个“城墙口”冲锋,每年炸这个“城墙口”的研发经费已经达到了150-200亿美元。

所以,我们公司很熟悉一个名词,叫做“范弗里特弹药量”,这是美国将军发明的。我们对准这个口“轰炸”,逐渐在一个窄窄的面开始领先西方,这样我们有了市场基础,就有了资金积累;资金积累以后,我们还是不分散,集中对这个“城墙口”进攻,所以我们逐渐在这个窄窄的面上开始领先了市场。

其实所有西方公司都这样做,比如微软只做Windows和Office,Intel只做芯片,亚马逊、Google也只做很窄的领域。美国公司不像中国公司一样办很多企业,但是每个企业都不优秀,美国公司就是在一个窄窄的面上前进,其实我们是向美国公司学习。

为什么会用一些术语呢?因为术语最简单,容易让大家明白。我们要解释商业上的行动,没有好的名词来形容,就借用了这些名词。

任正非:我认为,被吓到的人应该也很多,因为我们历年的离职员工有16万人。现在公司总员工数是18万多人,经过华为公司这个门的总人数有30-40万人。大家为什么能接受?因为要产生粮食、要创造成果,不然就养不活自己。养不活自己就不可能生存,所以大家就习惯了这些名词,也不存在被吓到的问题。

任正非:我们公司自始至终尊重知识产权,和绝大多数公司达成了专利的交叉许可。

第一,我们每年在科研投入上很大。比如,我们现在有700多个数学家、800多个物理学家、120多个化学家,有15000人左右从事基础研究,这些人是把金钱变成知识。这方面的经费大约在30-50亿美元。

第二,我们每年大概有150亿美元左右投资到研发上。研发有6万多人,他们把知识变成商品,从而再换回金钱来。因此,整个链条过程中,我们是大量的投入。如果靠偷几样东西,不可能成为世界领先的企业。“领先”这个东西不可能偷得来的。

第三,我们每年200亿美元投入费用中有34亿美元是作为战略费用,其中一部分是支持大学教授搞科研,我们遵循的是美国拜杜法案的原则,即美国政府可以给大学钱,但是成果归大学,不归美国政府。我们现在也在投钱,成果归大学,不归我们。如果我们要大学的成果,可以通过商业交易获得,而不是投资就获得。这样我们超前的速度就会越走越快。当然,美国公司也会在世界各国投资支持这些大学,Google等很多公司都做得很好,他们在招聘人才时用六倍工资把优秀人才招走了,我们才发现自己太保守了,将来也要用五、六倍的工资和Google去争夺世界优秀人才。

所以,在知识产权上,我们是自己创造。在推动中国政府更加尊重知识产权,推动国家法律体系建设上,我个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我们公司涉及到一些案子,这些案子都是个别人不遵守规矩,是个人行为,我们是要处罚的。

任正非:我们在中国是一家中国公司,首先要遵守中国的法律,第二要向中国政府缴税。我们和中国政府的关系主要是以上两点。我们在别的国家有很多子公司,也是这两点,遵守所在国家的法律,在这个国家缴税。如果我们在170多个国家没有缴纳税收,没有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我们在那个国家也不会生存下来。主要是这两个原则。

我们的财务报表,是由KPMG审计的。至于中国政府是否给我们提供了支持,在财务报表上会有反映的,KPMG不会有意识去刻意隐瞒。所以,我们还是靠自己的力量成长起来的。

任正非:第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态“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企业遵守国际规则和运营所在国法律法规。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要求企业安装后门或收集外国情报”。第二,李克强总理最近在人大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又再次明确了这个问题。4月12日,李克强总理在克罗地亚参观“16+1” 展览会时,又叮嘱我们员工“网络一定不要装后门”。这应该代表了国家领导人的态度,所以我们不可能去做这些事情。

华为公司不会接受谁的指示去装后门。在170多个国家中,如果我们在任何一个国家出现安装后门的丑闻,可能我们在170多个国家的销售就萎缩了。销售萎缩以后,大量员工可以辞职走了,剩下我这个不能走的人背负几百亿的债务,怎么偿还?偿还不了,就有人天天追债,这种日子好过吗?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听谁的指示去安装后门,这是绝对不会有的事情。

任正非:一定的,坚决不会遵从。

任正非:第一,我们与客户经历了三十年的合作关系,证明产品是安全的。未来,我们也承诺绝对不会做任何损害客户利益的事情,也是安全的。第二,网络是掌握在客户手里,不是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只是提供了组建网络的设备,我们也不拥有客户信息。因此,不可能存在我们单独提供这样的保证。

任正非:第一,作为一个领导人,看到自己国家有一个好企业,有一些自豪感,是可以理解的。第二,华为现在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美国极端打压下,美国政府可以说华为不好,那中国政府也可以说华为好,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过去就没人帮我们说过话。

现在中国政府说我们好,我们不一定卖得动产品;但是美国政府说我们不好,反而让全世界都知道华为好。一百多年来,美国怕过哪个国家、哪家公司?美国什么都不怕。美国太强大了,怕一个小公司,别的国家说“你的东西真的那么好吗?连美国都害怕了,干脆不要测试了,我们直接下单买你们的吧”,有钱的石油国家就是这样买的,美国帮我们宣传,它们就大量买我们的产品。因此,美国对我们的宣传是正面的,他们到处说华为不好,这么伟大的人物关心这样一只“小兔子”、“小老鼠”的问题,那这只“小兔子”、“小老鼠”一定很厉害。

阿尔琼•卡帕尔:您刚才的意思是说美国害怕华为吗?

任正非:不害怕,到处宣传干什么呢?

任正非:第一,我不清楚美国的发端是什么,他们到底想怎么解决贸 易争端。但是我认为,我们解决不了中美两国争端的问题。两个大“球”碰撞时,我们最多像“西瓜”一样,一挤就碎了,对中美贸 易起不到什么作用。第二,我们在美国本来就没有什么销售,美国说“不准销售”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加关税也没有影响。

如果美国认为我们是一个抓手,他们可能抓错了。另外,我们解决不了中美贸 易的争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销售,对中美关系没有什么影响。中美两国谈判中,我看到所有的谈判都没有“华为”两个字,所有新闻中都没有“华为”,双方都不提,这就说明华为不重要,对中美解决两国关系不重要。我们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和美国的关系问题。

任正非:第一,我们和客户之间的交往已经三十年了,客户对我们的了解是比较充分的。第二,消费者有自我选择的标准,不是以政治家的号召来选择商品的标准。因此,对我们来说,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欧洲短时间有挫折,但不会造成影响。我可以简单告诉你一个数字,今年一季度我们终端销售的增长超过70%,网络设备今年一季度增长15%。也就是说,我们还在增长,并没有衰退,说明对我们没多大影响。

欧洲国家想多考虑一下,我认为是正确的。德国也提出了一个方法,希望全世界建立一个统一公约,就是所有设备厂家都不能安装后门,都应该签“无间谍行为”的协定,我们坚决支持拥护。全世界都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装后门就是犯罪,我们支持拥护。

当我们和德国政府谈协议时,我们还不知道党中央领导也是这样的态度,我们是本着自己的良心谈的。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讲话,李克强总理在人大答记者提问,在克罗地亚参观展览时亲自给员工讲“不准装后门”,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和德国政府的交流是可以得到政府支持的,我们也愿意推动德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签订一个网络安全的协定,遵守欧洲网络安全标准、遵守GDPR的要求。

未来五年,我们的研发经费将超过1000亿美元,要完成网络重构,除了网络极简、网络安全、隐私保护等实现外,销售收入要从今天1000多亿美元提升到2500亿美元左右,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这样的努力,是不是让欧洲也能理解我们?如果理解我们,也会买一些;如果不能理解我们,可能就不买,那么我们就卖给别的国家,市场适当收缩一点。

任正非:我没有权力去要求别的国家、别的公司也要遵守这个协定,但是我们支持德国政府提出这样的协定,会率先遵守这个协定。

任正非: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一个人是否有罪,第一点是有没有事实,第二点是不是有证据。这些事实和证据在法庭公开透明的情况下晒出来,这时再做出公正、公平的判决。我们认为这是解决问题最根本的方法。

我自己认为可能他们没有那么多证据,也没有那么多事实。因为我们公司自创建以来,就是“夹着尾巴做人”的,不觉得我们自己有什么可骄傲的东西,可以凌驾在任何国家的法律、任何国家的技术上。如果我们不遵纪守法,可能一天都活不下来。

现在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我们相信司法程序能解决这个问题。更何况美国和加拿大的法律是公开透明的,也是公正、公平的,因此我们等着法庭对这个问题做出结论。

任正非:儿女大了,他们成长太顺利了,受点磨难应该是好的。“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英雄自古多磨难”,我认为这个磨难对她本人也是巨大的财富。经过这些困难,有利于让她意志更加坚强,成长更加有利。

任正非:我们经常打打电话,说一些家长里短,不会讲别的东西。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通信是受监控的,能讲什么呢?就讲一下生活。

任正非:我不知道。我以为网络上已经传遍了她想离职的事情,我就随意地说出来了。后来别人告诉我,是她给我写的一封信上提到她想离开公司。但是现在她受磨难以后,反而不想离开公司了,因为她觉得公司太艰难了,她理解了公司的艰难,要共渡这个艰难。

她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架伊尔2飞机,被打得千疮百孔还在飞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架伊尔2轰炸机,被地面炮火、空中炮火打得破破烂烂的,还在飞行。她现在的处境就是这样的,如果返航了,就是英雄了,我估计她将来有可能会当英雄。

任正非:原来干什么工作,继续干什么工作。

任正非:也许吧。

任正非:不知道。因为特朗普怎么想,没告诉过我。

记者:您有没有尝试过主动联系特朗普总统来进行交流呢?

任正非:我不知道电话号码。

任正非:对于孟晚舟和华为的指责是否正确,美国司法部已经起诉华为了,华为也已经在法庭应诉了,我们认为我们是无罪的。我们也在达拉斯起诉了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在适当的时间里必须要回答,华为公司有罪的证据在哪儿?

这些问题还是要通过法律来解决,谈判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看谈判的所有纪要中,美国不提华为,中国也不提,说明还是要靠法律来解决。相信美国的法律是公开透明的,是公平、公正的。

任正非:如果你要我单独评价特朗普,我希望把华为撇开,我现在不是华为的代表,我只是一个理论学家。

我认为特朗普是伟大的总统。因为在一个民主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税收大幅度降下来,历史上没有过。税降下来以后企业就会焕发活力,企业会把大量存留在国外的资金转回美国,只缴12%的税,给美国国家资金提供了大量的充裕度。去年美国企业还在大规模补税,财务报表可能不太好。今年税补完了,我认为7月份美国公司的财务报表会大幅度提升,美国股市可能在7月份暴涨,会增加人们的投资信心、消费信心,有可能使美国经济转好。这是第一点,是他伟大的一点。

他也有不足的一点。他今天吓唬这个国家,明天吓唬那个公司,到处乱抓人,谁敢到美国去投资啊?大家不去投资,美国减下来的税谁来缴?这样财政会空掉。他减了税,是希望大家把水都涌进去。不敢进去,进去以后,你把门关起来打“狗”怎么办?比如,美国开放了运营商,说所有的运营商采购我们几百亿美元,我也不会相信,我也不敢把几十亿美元投到美国去,因为一旦他翻脸,我们就不能在美国做买卖了,我们的几十亿美元就打水漂了,这我可受不了。

他应该在税减下来后到处去握手,让大家觉得美国是投资的好地方,大家都去美国投资,美国的经济就会暴涨。美国并不需要靠武力征服世界,美国有这么好的科技,有这么强的能力,又有经济实力,是可以征服世界的,不需要军舰。军舰是没有用处的,敢打谁?打别人,别人咬你一口,你也受不了。别人说“我本来就一无所有,打一下也不怕”,但是美国是富裕国家,不能随便被打压。

因此,我认为特朗普是伟大总统,但是在全面考虑引进外国资金到美国方面思考不足。这与华为无关,我是站在一个外人的角度评价他。

任正非:我不是政府官员,我也不清楚政府谈了什么。我只关心自己的生产增长。至于政府谈了什么,让了什么,获得什么机会和利益,我不知晓,也不关心。只希望中国政府政策越来越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实力了,就不怕谈判。

25、阿尔琼•卡帕尔:您刚才提到并没有跟特朗普总统沟通过,假设你们两个人共处一室,您会给他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任正非:合作共赢。两个国家、两个公司一定要合作起来共同获得胜利。美国有这么强大的经济实力,有这么多优质的商品,中国有十三亿人口的市场,美国需要中国的市场,中国需要美国的科技,合作起来这两个“火车”就开起来了,可以把全世界经济带出困境。我认为,中美之间就是合作共赢,没有其他话可说。

任正非:到深圳来看,我很欢迎。

任正非:我们主要是希望在美国获得一个公平对待的政策,美国对华为不能歧视。至于在美国能不能做生意,是取决于客户是否购买我们东西,不取决于特朗普讲话。

任正非:我认为乔布斯是世界上一个伟大的人物。乔布斯去世那一天,我们在一个山沟沟里度假,我的小女儿是乔布斯的崇拜者,她提议我们站起来给乔布斯默哀一分钟,我们所有人在她带领下为乔布斯默哀了一分钟。乔布斯的伟大不是创立了一个苹果,而是开创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他的伟大不能被简简单单地评价,我认为他是超级、超级伟大。

苹果也是一个伟大的公司,苹果公司的伟大在于始终把市场带着做大,而不是做小。苹果打着“伞”,卖的产品价格高,提供的性能好,市场空间很大,让很多其他厂家生存。反思华为公司在电信领域,我们过去走的路是有错误的,我们是基于成本来确定销售价格。我们的成本比较低,一是因为技术上进步速度比较快,把商品做得成本比较低;另外,我们引进了西方管理,运作成本也比较低,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价格定低了,给西方公司造成了生存困难。我们已经在反思这一点了。

现在我们把商品销售价格提起来了,大家也觉得华为贵了,给其他公司留下空间。其中赚多出很多钱,我们不打算分给员工,不打算分给股东,而是打算分给很多大学,分给科学家,去搞研究,去探索未来。这个未来可能跟我们密切有关系,也可能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的标准是,在距离我们目标二十亿光年的地方,投一颗“芝麻”;距离目标两万公里的地方,投一个“苹果”;距离目标几千公里的地方,投一个“西瓜”;距离目标五公里的地方,我们投“范弗里特弹药量”,扑上去、撕开这个口子,纵向发展,横向扩张,产品就领先世界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5G polar码技术不是华为发明的,是土耳其的一位数学教授发明的。Erdal Arikan教授在2008年发表了一篇数学论文,2个月后我们的科学家看见了,花十年时间做成了今天的5G标准。美国认为很厉害的这个标准,是从土耳其教授的一篇数论文转换成的新技术标准。

我们未来在这方面的投资还会增大,解决超额利润分配的问题。我们不会分给员工,员工变得肥肥胖胖的,就跑不动了;也不能分给股东,股东太有钱,太重视资本利益,不行,要合理。我们要把钱更多放到前端投入去。

任正非:对于苹果我们是开放的。

任正非:华为前进路上是弯弯曲曲的探索,到底客户喜欢什么产品也是在尝试,这也是尝试的一个方面。折叠屏手机消费者会不会喜欢,要经过市场的检验才知道。

任正非:因为我不懂技术,也没什么发明。

阿尔琼•卡帕尔:但是您打造了全世界最大的电信设备公司。

任正非:我既不懂技术,也不懂管理,也不懂财务。我就提了一桶“浆糊”,把十八万员工黏结在一起,让他们努力冲锋,这个功劳是十八万员工建立的,不是我一个人建立的。我不可能享受像乔布斯那样的殊荣。有时候国家想给我荣誉,我就觉得很惭愧,事情不是我做的,怎么帽子要戴在我头上。

任正非:我认为未来技术的发展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有人问我二、三十年以后是什么样子,我说我们甚至连两、三年以后是什么样子都不能想象出来。在华为公司成立之初时,世界通信是极端落后的,到今天也才三十年,世界各国的乡村大都可以享受超宽带了,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速度还会更快,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加大了社会进步。

人工智能的出现有几个基础:一是超大型计算能力的出现,二是超宽带联接的实现,还有超大型存储体系的实现,包括微型的计算存储、边缘计算在内。社会发展到今天,使人工智能有了可实现的基础。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人的想象,会使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例如,如果拖拉机是人工智能控制,就可以24小时种地,不需要休息,只需要加油。这样,生产效率极大提高,物质财富大幅度增加,也使我们的精神生活发生飞跃,所以,应该是向好的。

当然,也有很多科学家提出把基因技术和电子技术逐渐融合,造出新的人类,这只是科学的想象,并不代表就一定能够实现。即使出现这个问题,也是三十年以后的事情,三十年以后我们一定能想出办法来科学地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现在的人工智能大幅度提高了生产的效能,这是有益社会、促进社会财富巨额增加的。美国是一个科技发达的国家,但缺少劳动力,假如使用人工智能一个人可以代替十个人劳动,美国就相当于一个30亿人口的科技大国,试问全世界可以用得完这么多优秀的产品吗?

因此,人工智能会使这个世界向好,而不是向坏。当然,会不会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畸变呢?那我们还有法律、有规则来进行管理。因此,不必对互联网上的一些宣传忧虑过多。

任正非:最早我看到比尔·盖茨和霍金警告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可能产生问题,但后来比尔·盖茨的讲话也改变了,认为人工智能对社会有巨大促进作用。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类有能力驾驭人工智能,把它用到有益的事情上。比如电子翻译软件,实时就把七十种语言翻译完了,但没有伤害人。人工智能减轻了很多人的工作量,可能很多翻译、股票分析师失业了,但他们可以转到别的行业做事,发挥价值。因此,我认为对负面的东西不要担忧过多,担忧过多会抑制科学的发展。

任正非:未来社会新技术的发展会走向赢家通吃,比如说世界上还有没有可能哪家公司在Office、Windows上超越微软、战胜微软?微软就是赢家通吃。越来越多的公司掌握新技术的速度越来越快,因为技术是没有生命的,是可以被广泛应用的。

会出现您说的自然垄断状况,对这些新技术公司我是主张监管的,我们支持透明监管。我们也愿意接受监管,所以才和德国政府讨论,愿意接受德国的监管。但是,对这些技术的垄断是造福社会的,而不是破坏,因为它掌握的不是核弹,也不是武器,比如说翻译软件,计算太快有什么坏处吗?一定要慢才是好的吗?

人工智能是造福这个社会的,不能害怕人工智能而阻碍发展。基因最早是孟德尔做豌豆杂交实验时发现的,当时也没什么用处,睡了一百多年,后来科学家才发现了基因、DNA的价值。但中国没有接受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理论,推行的是米丘林学派,就延误了很多年。

现在讲转基因,也就是编辑基因,编辑植物的基因大家不反对,为什么人的基因就不能被编辑呢?如果一个人有病没办法治疗了,把基因编辑一下可能病好了,当然,病好了几十年后可能会有后遗症,带来想象不到的病症,那总比当期就死亡要好。

在不断的实践中,就找到了怎么治疗的病症。例如先天性的眼盲和耳聋,一定是基因缺失造成的,通过基因改变就一定能治好。现在谷歌用感应神经的方式让盲人复明,当然不像人的眼睛那么好。人类社会技术不断前进,也有特别优秀的天才人物提出把基因技术和电子技术结合起来,二、三十年以后就可以造人,这是大家恐惧的原因,那他毕竟还没有造出来。

任正非:这要看我的神经还是不是健全,还能不能做独立的思考。谷歌可能要发明长生不老药,也许我等不到了。

任正非:我们的治理章程很清晰地表达了公司将来的迭代更替秩序,可以提供给你们。迭代更替是有秩序的,不在于我来指定谁做接班人。不要担心华为没有接班人,接班人太多了,唯有孟晚舟不会接班。

任正非:我认为最大的技术发展是人工智能的实验和应用。公司发展的方向,一是把联接做到世界最好,5G也是连接的一部分;二是在边缘计算上也做到世界最好,对超级计算和中间计算这种大型计算我们不做,只做边缘计算。另外,我们在存储领域正在和很多厂家合作,也争取做好。未来在边缘计算上,不是把CPU做到存储器里面,就是把存储器做CPU里面,这就改变了冯·诺依曼结构,存储和计算合而为一,这样速度快。当然,大型设备中还是离不开计算、存储等分开的结构的。再者,未来我们也争取为云的社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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