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18年之前的非典 - 人传人 传全球

最近爆发的武汉肺炎蔓扩散多地，这次疫情的传播让不少人联想到十几年前的非典噩梦。2002/03年的SARS如何蔓延到世界各地，疫情持续了多久？

非典型肺炎，又称SARS，是指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于200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顺德市首次爆发后，引发各界恐慌，并扩散至全球的一次全球传染病疫潮。SARS的症状起初是发高烧和干咳，导致呼吸困难，严重的患者在几天内，就需要借助人工氧气才能存活。SARS疫情造成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774个病人死亡。直至2003年7月16日，疫情逐渐被消灭，同年9月2日完全消灭。全世界共有8439人得病，逾800人死亡。疫情最严重的是中国大陆和香港，然后是台湾和加拿大温哥华。

SARS最早于2002年11月16日在中国广东顺德爆发，第一例报告病患者是于2002年12月15日在河源市发现患病的黄杏初。

2002年12月底

1月12日起，个别外地危重病人开始转送到广州地区部分大型医院治疗。截止到2月9日，广州市已经有一百多例病，其中有不少是医护人员，这时在广州市发现的该类病例中共有2例死亡。此时中国卫生部对广东发生的病例开始关注，派出由马晓伟副部长率领的专家组于2月9日下午飞抵广州协助查找病因，指导防治工作。

1月21日，

2月9日起，

疫情公开

2月10日上午

2月11日，

2月11日上午

同日下午，广东省卫生厅举行情况通报会。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市民到公众场所进行正常的活动是不会受到感染的，宣布广东大中小学将会如期开学。专家还指出，从临床角度看，可能是由病毒引起的，也有可能是病毒的亚型或变种引起的。对于患者的治疗都是采用“对症下药”的方法。

2003年2月

2003年2月12日

疫情扩大

2003年2月21日刘剑伦将病毒带入香港

2月24日，

2月下旬

3月6日，

3月10日

3月12日

至3月13日，

3月15日后，

3月15日

3月31日，

4月1日，

2003年4月7日，蒋彦永透过关系向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与《时代》周刊发布书面申明说，“到4月3号为止，单是被总后勤部指定为收治非典型肺炎的309医院，已经接收了60个感染非典型肺炎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6人死亡。但是根据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在4月3号公布的数字，北京只有12个有关的病例，其中三人死亡。”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同时免去卫生部长张文康与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的职务

4月6日上午

4月14日，

4月15日，

4月16日

4月17日

4月18日

4月17日，

4月20日，

4月21日，

4月22日，

4月22日

4月23日

4月26日，

4月27日

4月28日，

4月29日

4月30日,

5月1日,

5月3日

5月4日，

危机解除

5月9日，

5月17日，

5月21日

6月15日

6月20日，

患者康复进度

一些SARS患者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如骨头坏死导致残疾、肺部纤维化以及精神抑郁症，一些专家认为抢救中使用的激素类药物是导致骨头坏死的主要原因。2004年3月，北京市卫生局成立专家组，对SARS后遗症患者开始进行系统治疗。即使政府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他们大多仍然生活艰难，有六成家庭发生变故。

疫情瞒报及相关争议

张文康在记者发布会中，指出中国大陆截至3月31日，共报告非典型肺炎1190例，共死亡46例。然而，医生蒋彦永认为张文康公布的数字被严重缩小。他从309医院得到了SARS的一些内部数据，得知光是309医院已有40名病人，隔天病例已新增至60个。他给中国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和香港凤凰卫视写电子邮件反映情况，但都没有结果。但是4月8日深夜他被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Susan Jakes电话找到，接受了采访。第二天《时代周刊》在网络发表了《北京遭到SARS袭击》的报道，引用了蒋彦永提供的信息。

Susan Jakes事后有限度地透露，以前她不认识蒋彦永，是一个“朋友”把蒋彦永的电子邮件转发给她和《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表示，不认同张文康因隐瞒疫情被免职，也不认同中国政府隐瞒疫情。他指出，在中国广东政府第一次发布疫情的时候，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还没有发生SARS，这个发布本身就是对世界的警告。他又解释，张文康在记者会缩小数字，是因为当时的信息渠道不畅，一时很难掌握到准确数字，并非有意隐瞒疫情。同时，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亦批评华尔街日报报导不实。

4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张文康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部长职务。

事件影响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多间大学的正常教学进度被打乱，北京市的中小学全面停课，不过6月举行的全国高考并没有延后举行。全国很多省市都实行了中小学全面停课，很多地区改变了以往的考试执行顺序以适应特殊时期，如北京采用了等分数揭晓后再填报志愿的顺序，而导致出现了严重的“扎堆”现象，从而导致了复读人数的大幅上升，但另一方面，则保证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招生。北京的北方交通大学（现名北京交通大学）是最著名的隔离大学。但很多高校的学生都离校返乡，隔离政策执行得不是很彻底。

SARS高峰时期，中国各级党政机关显示了惊人的动员力量，深入到农村基层社区。这时以村为单位的传统社会力量发挥了作用：所有外村人员不得进村，本村在外打工返乡人员也被挡在村外，直到观察期满才能回村。SARS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到四川农村视察防疫执行情况，因为中央政府最担心在广东一带打工的四川等内地省份农民工返乡传播疫情。因为防范措施得力，四川的疫情没有广东和北方的北京、山西、内蒙古严重。

多场体育比赛和热身赛被取消、更换主办地或者推迟，2003年中国足球甲A联赛甚至因严重推迟出现11月雪战的情况。

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解除北京旅游警告，并自疫区名单中剔除（即所谓“双解除”）。

SARS疫情结束，中央政府宣布大幅度增加卫生防疫经费投入，在全国建设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特别是增加了对农村地区的经费投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则视察了疫情最严重的广东，并高度重视当地防疫专家钟南山院士的建议。此外，中央政府还公开扶植中医药行业，在公开场合宣扬中医药在治疗SARS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要求各级医疗体系必须配备中医。

中国香港

当时中国中央政府禁止媒体报道有关疫情，当香港的电视台的新闻片段传送到中国内地时切断在内地播放。当地政府也要求媒体不要“过度渲染”该地区的疫情，以免引起民众恐慌。甚至在疫情于港爆发前，多名香港医学专家留意到有不妥，专程跟进及审视有关问题，内地政府被指责多番对他们封锁及隐瞒有关疫情消息。香港有人认为中央人民政府隐瞒疫情，令香港政府低估该疫症传入香港的风险，导致SARS由中国大陆传到了香港。不过在香港爆发SARS10天前的2月11日，广东省政府已经按传染病法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疫情，隐瞒少报疫情的情况发生在北京地区，并非传入香港SARS的广东地区，且北京疫情爆发晚于香港一个月。事后卫生部也声明不认同隐瞒疫情的说法，2月11日广东省公布疫情的时候，除大陆任何地方都没有爆发疫情，本身就是对世界的警告。

中国台湾

亲大陆媒体《大公报》宣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出“‘无偿支持台湾’，以确保台湾同胞顺利渡过危机”，并自称在报道之前将第一批援助物资两千份“非典型肺炎冠状病毒抗体联免疫试剂盒”交予台湾医学专家手中。台湾当局否认有此事，时任“总统”陈水扁、“副总统”吕秀莲与“台湾当局领导人幕僚机构”副秘书长吴钊燮等更痛批“真是无耻的谎言”，并强调“台湾要遏止疫情的蔓延必须靠自己，不可能依赖对岸的中共”。

大陆媒体又指，4月11日，应大陆有关方面邀请，3名台湾病毒及感染专家近日前往广东，针对SARS疫情的防治工作与大陆有关方面进行交流。这3名专家分别是慈济医院副院长王立信、“中央研究院”生医所副研究员何美乡和专家林宜琳等人。4月下旬，由福建马尾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中心支援马祖乡亲的3000个口罩和3台紫外C空气消毒机经“两门”航班运往金门，由金门县长李炷峰转交马祖。4月下旬，当今国际最先进的消毒材料——光催化剂，从福州大学启程运往台湾岛，在台湾公共巴士上阻击SARS。4月下旬，中国政府同意世界卫生组织派专家赴台考察SARS疫情，协助台湾对抗SARS。5月9日，北京举行“海峡两岸防治非典（SARS）研讨会”。海峡两岸的医学专家通过电视电话进行宛如面对面的研讨交流。大陆医学专家洪涛、曾毅、钟南山和台湾医事联盟协会会长高明见、台湾长庚医学院前院长张昭雄等20余名专家参加会议并发言。5月14日，近10万只口罩等医疗用品通过深圳航空的抗SARS绿色通道紧急转运台湾。5月21日，应台湾医学界的要求，以“两岸联手抗击SARS”为主题，海峡两岸4位医学专家通过电视连线的方式对防治SARS事宜进行了现场交流，并录制成电视节目向两岸观众播出。这4位专家是：大陆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内科学教授殷大奎和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仝小林、台湾医事联盟协会理事长高明见和台湾中医师工会理事长陈旺全。5月21日，在厦门投资的台湾企业家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向台湾捐赠人民币125万元、口罩5000个，向北京捐赠人民币25万元、口罩2万个，向厦门捐赠人民币10万元、口罩2万个。5月25日，大陆中华中医药学会邀请北京和广州的著名中医药专家，通过电视电话连线的形式与台湾专家举行了“海峡两岸中医药防治SARS研讨会”。

亲大陆媒体《文汇报》报道，5月间大陆方面在出席世卫组织年会期间，主动为台北向世卫组织争取了5名出席6月中旬全球抗疫会议的名额。据说，世卫组织的邀请函，是经由北京的中华医学会转达的，世卫组织在邀请函上均明显标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台北舆论的说法是，美国首先向世卫组织提议，安排召开全球SARS防治会议，其后由台北驻日内瓦代表向世卫组织提交4人名单，北京获悉后也提交一份推荐名单，台大医生高明见在名单上。台湾泛绿阵营开始利用媒体对高明见以及亲民党进行言论攻击，乃至于上纲上线到出卖台湾利益，为北京张目，迫使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出面要求高明见急速返台。高明见不得不临时放弃医学专家的角色，“遵旨”在吉隆坡会场外举牌抗议。

事后卫生部部长高强在记者会上曾批驳台湾有人认为台湾的疫情是由大陆引起的说法，指出这种言论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称中国的疫情官方发布最早的是在2月11日。而台湾的首例发布是3月15日，已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不能说因为中国隐瞒疫情而造成台湾的扩散。大陆对台湾的非典疫情进行了多方面的帮助。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则派员前往台湾观摩学习，并提供协助，以了解有效方法协助其他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控制疫情。

台湾省台北市从2003年3月14日发现第一个SARS病例，到2003年7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台湾从SARS感染区除名，近4个月期间，共有664个病例（行政院卫生署疾病管制局9月重新筛选出346个实际病例），其中73人死亡，行政院卫生署在疫情流行期间宣布将SARS列入为第四类法定传染病，并创下1949年以来，和平医院及周围街道、邻近大楼管制封锁、其它医疗院所院外发烧筛检的首见景况，也造成行政院卫生署署长和台北市卫生局局长下台。

台北市立和平医院因SARS院内感染而遭到封院，其原因是在于SARS病例判断困难、防护措施未能严格落实执行及医院在发现疑似病例时未隔离。一开始邱淑媞与行政院卫生署因是否要将SARS列为法定传染病而有所争论。在争论时，台北市和平医院由于未告知医护人员及员工院内有疑似案例（这些案例是较难为判断的，但卫生署要求将疑似病患当成SARS病患处理以策安全）。

2003年世界卫生大会期间，台湾第七度申请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但该提案遭到中国代表团的强力反对，而美国、日本与欧盟及中国台湾地区邦交国等则表态支持，在会员国激烈辩论后，大会仍宣布不将台湾入会申请案排入议程。中国代表团团长高强指出台湾与中国内地和世卫组织的卫生技术交往不存在任何困难，台湾没有资格以任何形式加入世卫组织。吴仪也指出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是于法不符、于理不容、于情不合。旁听席上的“台湾地区民意代表”李明宪听到中国代表吴仪发表“照顾台湾人民”的言论时愤怒高喊抗议后被警卫架出场外。李明宪说：“台湾医疗技术远胜中国，中国凭什么照顾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官员和台湾记者由于立场不同，在会场外发生了口角。台湾记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官员喊：“你们听到台湾2300万人的需要吗？”，而沙祖康回应：“早就给拒绝了！没听到大会做的决定吗？谁理你们？”。

台湾媒体的批判是由台湾《壹周刊》报道和平医院4月24日封院政策混乱开始。报道指出，和平医院封院混乱，造成院内医护人员人心惶惶，之后邱淑媞率官员至和平医院配有全套防护衣、氧气筒，装备比物资缺乏的第一线医护人员还齐全。叶金川于27日进入和平医院提供协助。

之后仁济医院也因为院内感染而封院，而在中央接手下，仁济医院采取只出不进的方法将病患及医护人员疏散。

2003年5月和平医院院长吴康文遭免职，台北市卫生局长邱淑媞因舆论压力请辞。　

欧美

许多原定于在中国大陆举行的体育赛事都被迫转移到其他国家进行，如原定于在中国举办的国际足联女子足球世界杯移至美国举行；3月30日，国际冰球联合会宣布取消原定于北京举行的2003世界女子冰球锦标赛；国际排联决定将世界女排大奖赛全程改在意大利举行。

4月1日，一家欧洲的航空公司进行大规模裁员。此次SARS疫情对航空和旅游业造成重大影响，广东和香港的宾馆入住率明显下降。北美地区的唐人街商业业绩也有下滑。

瑞士宣布禁止香港厂商参加4月在苏黎世举办的国际钟表展。香港钟表工会表示强烈抗议，并称该决定将使香港钟表产业受到重创。

一些原定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国际会议被取消。至少有一场电影首映礼移地举行。加拿大媒体报导，多伦多的旅店入住率只是同期的一半。

新加坡

3月27日，新加坡政府宣布因为疫情扩散，全国所有中小学校停课10天。

4月5日，新加坡政府由于担心疫情进一步扩散，宣布分三阶段延长学校停课时间。所有初级学院将到4月9日复课，中学到4月14日复课，而小学和学前班则将到4月16日复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