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一个孩子受伤害，是成年人的“开学第一课”

当然，在国内外，学校针对学校暴力、欺凌都习惯性采取一些这样的措施，比如通过“揪出”奇装异服、不听话的“坏学生”，实施特殊管理。只是，这样能防患于未然吗？而那些身体暴力之外的语言暴力、冷暴力、被奚落等精神暴力，则就如近期走红的“天天小朋友解说校园暴力”视频中小朋友的批评，家长往往不把精神暴力当回事。

除此外，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是预防自己或自己的孩子成为受害者。背后的假设是，校园暴力、欺凌是“坏孩子”才做的，只要我们或身边的同学是善良的，就不会加入其中。这一人性假设是否能站得住脚？

在美国，校园暴力和欺凌同样一直是难题。社会心理学家、学术畅销书《社会性动物》作者埃利奥特·阿伦森关注群体环境对一个人的行为影响，而在他的《不让一个孩子受伤害》一书中也将他长年关注的校园暴力、欺凌问题置于这一框架之下。书评君从他的论述中摘编出三个我们关于校园暴力、欺凌的认识谬误，质疑“揪出坏学生，防患于未然”、“ 我们是好人不会犯事”和“精神暴力没什么大不了”及其背后的人性假设。

原文作者 | （美）埃利奥特·阿伦森

《不让一个孩子受伤害》作者：（美）埃利奥特·阿伦森译者: 顾彬彬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8月（点击书封可购买）

谬论一让“正常”学生指出“奇怪”的学生，就能防患于未然

在校园欺凌或暴力的处理上，一些表面合理的干预极有可能会导致不好的或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这取决于学校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举个让你们信服的例子。

在哥伦拜恩悲剧（指1999年在美国发生的校园枪击事件）发生后几天，我那16岁的孙子从高中放学回家，说：“您猜怎么着？校长发出通知，要我们将那些着装怪异、行为诡异、不合群的或被大家冷落的人报告给他们。”

短片《老男孩》（2010）里的“怪学生”。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一项合理的行动方针：当局不过是想将那些符合哥伦拜恩枪手形象的孩子识别出来——即那些精神有些失常的或可能惹麻烦的孩子，那些不受欢迎或被其他学生孤立的孩子，那些穿着黑色军用防水上衣或其他奇怪装束的孩子。这样当局就可以留意他们，给他们提供特殊辅导，或采取其他措施。

但我猜想，校长的手电筒照在了错误的地方。

原因如下：以我对课堂的研究，我发现大多数学校的社会氛围是竞争的、小集团的、排斥的。我访谈的大部分学生对同学中普遍存在的奚落和排斥的氛围感到极大的痛苦，这让高中生活非常不愉快。

而对许多人来讲，比不愉快还要糟糕——他们将之描述为活地狱，这些人处在小群体之外，感觉不安全、不受欢迎、被羞辱、被捉弄。

通过让“正常”学生指出“奇怪”的学生，我孙子的高中校长无意识地将那个已经很坏的环境变得更坏了，他暗中制裁了那些被嫌弃和受排挤的学生，这些学生唯一的罪过就是不受欢迎。他这样做，就将这部分不受欢迎的学生的生活推向了深渊。

越来越明显的是，有大量的学校行政人员都想要采取这一行动路径。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这种干预表面上似乎合理又无害。而且，从官僚角度看，这也是一种自私的反应。因为，如果在哥伦拜恩惨案之后，我孙子的校长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他的学校随后却发生了枪击，他就会惹上大麻烦。

但如果他曾试图找出那些“怪异的孤僻的”家伙来，那么即便发生了枪击案，也不会再有人找他的麻烦了——尽管他的行为可能使局势更紧张，进而导致了枪击案。正因为如此，学校当局才想要做点什么——这点什么能使他们看起来对这个问题并不是不想处理。我认为，这是一个悲剧方案。

我们渴望行动。如果我们的学校发生了危险，我们就要处理——尽快地处理。我们不愿意等待科学的社会心理学家们集中起来研究，以求得更好的结果。

延伸阅读

《校园暴力控制研究》编著：姚建龙 等版本：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年12月

事实上，科学的社会心理学家们在这些问题上已经认真研究多年。我们发现并验证了多种转变学校氛围的方式，将学校从一个高度竞争、小集团密布、充满排挤的地方——如果你站在错误的一方，穿错了衣服，太矮或太胖，太高或太瘦，或就是和别人“合不来”，你就会被有意地回避——转变为让学生们学会相互欣赏、体验共情、同情以及相互尊重的地方。

那些在学校欺凌自己同学的学生都经受过被排挤、被轻慢、被嘲弄的强大压力，毫无疑问，他们的行为既是病态的，也是不可饶恕的。他们行为只是一座巨大冰山的病态之旅。普遍的排挤风气意味着有大量学生在初中和高中过得很悲惨。

我们的国家和学校需要创建一种不让任何一个人生恨的氛围。教师和家长可以不以牺牲学生应学的基本学术课程为代价，就将学校变成一个更人道、更具同情心的地方。学习生物、文学和微积分与学习重要的人类价值并不相悖。相反，正如美国教育哲学家约翰·杜威差不多一个世纪前指出的那样，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个人会增进另一个人。

谬论二作恶者是坏人、怪人，只要是好人就不会犯事

有两个现象体现了人性中重要的方面：作为人类，我们深受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我们都低估了社会环境对我们周围人行为的影响力。让我从历史中举两个可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琼斯镇惨案（The Massacre at Jonestown）。1978年，当传教士吉姆·琼斯（Jim Jones）发出警报时，几乎所有圭亚那人民圣殿教的教徒都聚集到了他跟前。琼斯知道，在这一天凌晨，在他的指示下，他的心腹已经将几个国会调查团的人杀死了，琼斯镇的“圣洁”和与世隔绝很快就会遭到侵犯。琼斯宣称，与其屈服于这种侵犯，不如所有的信徒集体自尽。父母将致命的毒药喂给自己的孩子，他们自己也喝下，然后躺倒，手挽手，等待死亡。那一天有900多人死亡。

美国《人物》杂志1997年关于“天堂之门集体自杀”的报道封面。

天堂之门集体自杀（The Heaven’s Gate Suicides）。1997年，在加利福尼亚圣塔菲农庄的豪华建筑里，警方发现有39人死亡，系集体自杀。邪教徒们欣然赴死，非常平静——根本没把这当作自杀。他们确信，紧随着彗星而来的是一艘巨大的宇宙飞船，其任务是将他们带到一个新的来世。为了搭上这艘宇宙飞船，他们首先要摆脱目前装载他们的“容器”。就是说，他们需要通过结束生命来离开自己的肉身。

我问你们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些信徒都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跟大多数人一样，你就会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几乎所有被我们问到这个问题的人都会快速地下一个这样的结论，即这些人的人格一定出了问题——他们不同寻常地易于被控制，有着不同寻常的薄弱意志，易受影响。也许他们疯了，毕竟谁会结束自己的性命或杀害自己的亲身骨肉呢？

这个结论也许是对的，然而现在没办法验证了。但说单单琼斯镇一下子就有900多人都那么极度脆弱、易于控制或精神失常；或说“天堂之门”的39名教徒中的每一个（没有一个不顺从）都如上所述，我是很难接受的。我宁愿相信这样一条经验法则，我称其为阿伦森第一定律（Aronson’s First Law）：行疯狂之事者未必是疯子。有时，社会环境太有影响力，以至于绝大多数如你我般普通而正常的人会有奇怪的举动。

正如我所说，当我们处理类似琼斯镇和“天堂之门”的集体自杀事件时，绝不可能一开始就笃定这些人都很正常。

社会心理学家做了很多实验，试图通过科学地控制条件抓住复杂事件的本质，这样我们就能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在这一领域，阿伦森第一定律最具戏剧性的一个例子是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所做的关于服从的一系列经典实验。

纪录片《米尔格拉姆实验》（ 2009）画面。

米尔格拉姆实验基本方法之一是：招聘40名来自不同职业的市民，参加一项名为“惩罚对学生学习影响”的研究。他们充当“教师”，在实验者的指令下，当“学生”在学习中出现错误时，对“学生”施加强度和痛苦程度不断增加的电击——“学生”并没有真的被绑上电线，但“教师”却非常确信隔壁屋子里的学习者被他操作的电击发生器电到了——尽管学生以各种形式反抗，有26名受试者在实验者的命令下，坚持到最后，对“学生”施加了最强程度的电击。

延伸阅读：米尔格拉姆心理实验

《对权威的服从》作者：（美）斯坦利·米尔格拉姆 译者：赵萍萍 王利群版本：新华出版社 2015年10月

这些实验完美地展示了社会环境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大部分人都倾向于通过给行为人贴上“疯子”、“嗜虐”等这样的标签来解释令人不快的行为，这样，就将那个人从我们这些“好人”中排除了出去。用这种方式，我们不需要担忧令人不快的行为，因为它跟我们这些“好人”无关。

而这类观点之所以是有问题的，原因至少有以下两个。

首先，它会使我们对自己抵抗消极环境压力的能力过度自信。如果我们相信所有令人反感的行为都是由恶人所为，那么它就会引出这样的判断，即我和我的朋友不可能被激怒去做任何坏事。

其次，这种解释就像是烟雾弹，将我们的注意从尝试获得对人类复杂行为的理解中转移开来。仅仅用脆弱或邪恶来解释特殊的作恶者，我们就会忽视环境这一相关因素。然而，理解不同社会环境是如何导致不同的结果却又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找到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合理方法。

谬论三儿童和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就要学会忍受

许多学校实施了对武器、毒品甚至是打架的零容忍政策。在我看来，学校对减少或消除欺凌、嘲讽和攻击行为应采取同样严厉的举措。

以“校园暴力”为题材的电影《断魂枪声》（ 2002）中的台词。

我很惊讶，我们竟然容许孩子成为口头暴力的受害者，而成人都不会允许这些口头暴力在自己的工作场合发生。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成人如果遭受了这样的攻击，不仅会对施害者提起诉讼，还会对允许这种不能容忍的工作环境存在的雇主提起诉讼。

为什么成人的工作环境与青少年的学习环境，在所能容忍的事上会有这样的区别呢？我猜是，公众默认嘲笑和欺凌是成长的一部分，是儿童和青少年必须学会忍受和应对的发展挑战。

但欺凌的后果却是非常严重的。许多成人（包括我在内）都遭受过在学校被欺负的情感创伤。我虽然能从这种经历中走出来，但在当时，欺凌却让我很受伤，即使50年过去了依然刻骨铭心。我当然不希望我的孙辈也经历这样的压力。

我禁不住想，学校在预防这类环境上还可以多做些。研究发现欺凌者的结局往往比受欺凌者更糟糕。随着时间的推移，欺凌者会变得更加满怀恶意，朋友们长大后也不再支持和崇拜他们了，他们还会不时陷入很大的麻烦中。

一项研究发现，到24岁的时候，那些在小学就欺负人的男孩子们有三分之二会犯至少一项重罪。在初中欺凌别人的男孩子们中有三分之一会犯下三种及以上的罪案，常常是暴力犯罪并且已经坐过牢。所以，如果在学校中允许学生欺负别人，就类似于训练这些攻击性强的孩子走向犯罪。

在北欧电影《校园规则》（ 2003）中，主人公艾里克逃学翘课打架生事，而转校性格变软后，却反而又成为校园混混们的欺负对象。

但我们可以改变这一切。调查和制止欺凌行为的引人注目的努力几乎遍及挪威全国。它始于挪威政府对3名年轻的欺凌受害者自杀事件的关注。

一个叫亨利的孩子，在平常，同班同学都叫他“虫子”，折断他的铅笔，将他的书本扔到地上，在他回答问题的时候嘲笑他。最终有一天，几个男生把他拉到厕所，把他的脸摁在小便池里。

那天放学后他企图自杀。当他的家长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意识，这时他们才知道他受到了虐待。应政府邀请，心理学家丹·奥维斯（Dan Olweus）调查了挪威9万名学生。奥维斯得出的结论是，欺凌很严重，并且存在面很广。在一些学校中，大约有17％的学生报告不断受到欺凌者的侵扰。他还发现，教师和家长几乎不知道所发生的欺凌事件，而且即便他们知道，他们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挪威政府发起了一项三个层面的运动，以改变每所学校滋生欺凌者和受害者的社会动态。

首先，举行全社区范围的会议宣讲欺凌问题，分发给家长小册子，详细描述受害者的症状。对教师进行针对性的培训，从而使教师可以识别和处理欺凌问题。给学生观看录像带，以唤起学生对欺凌受害者的共情和关心。

在第二个层面，由班级讨论预防欺凌的方法以及与被孤立的和孤独的学生交朋友的方法。由教师组织小组合作学习，经常调换座位以阻止叫绰号及其他会恶化为欺凌的攻击行为。由校长保证餐厅、厕所和操场等场所受到足够的监管。

如果在这些预防措施之下还会发生欺凌的话，那么就要采取第三类措施。对欺凌者及其父母进行密集的咨询治疗，有时还需要将欺凌者转到其他班级或学校，同时还要帮助被欺凌者提高社交技能和学术能力。

在这场行动开始20个月之后，奥维斯发现欺凌发生率全面下降，降幅达50％，每个年级的状况都得到了显著改善。他总结说：“今后，以未发现为借口对学校中的欺凌问题不采取行动已经不可能了——一切都归结于成人的意愿和参与度。”

（责任编辑：Aim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