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家逼你上补习班考公务员，不是不看好你，是不看好未来
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如何做出选择。社会学研究的是人们其实并无多少选择余地。
——经济学家James Duesenberry
最近在读一本书，“Love, Money & Parenting”，爱、金钱、和孩子。两个作者分别是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和美国西北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马赛厄斯·德普克 （Matthias Doepke）。这本书不是在讨论“怎样才是最好的育儿法”，而是提出，大部分父母其实已经下意识地选择了对孩子最好的育儿法，而且这种选择会受到经济力量的影响。
比如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感觉育儿压力越来越大，为什么从前的孩子可以自由玩耍，现在的孩子却不得不面对无穷无尽的补习班呢？为什么国内流行“鸡娃”（即给娃打鸡血），虎妈，狼爸？为什么美国也出现了在娃身后不断盘旋为之铺路的直升机父母？因为“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父母的目标很简单：让孩子未来过得幸福快乐，希望孩子拥有更多的选择。假如社会不会给弱者选择，假如弱者根本就不可能幸福快乐，那么孩子就必须成为强者。没有第二条路。这是唯一的道路。
从本质上来说，父母选择怎样的育儿方式，不取决于父母小时候的经历，而取决于父母对孩子现在与未来的预测。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一个社会越是①贫富差距大，胜者通吃败者穷死，②教育回报大，而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非常稀缺，父母就越可能“主动推娃”。而一个社会越是①贫富差距小，再分配后弱势群体福利多，②教育回报不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比较多，父母就越可能推崇“自由快乐教育”。
下面总结一下书里解答的三个问题——你是，或者未来可能是，什么样的父母？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了这样的父母？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Love, Money, and Parenting，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9年2月，ISBN：9780691171517 | 图片来源：豆瓣
你是，或者未来可能是，什么样的父母？
先来做个小测试，即使你还没有孩子也可以测测看——
Q：单选题，你觉得最应该培养孩子的什么特质？
A，独立性 independence
B，想象力 imagination
C，懂事听话 obedience
D，勤奋努力 hard work
假如你选择了“独立性”或者“想象力”，那么你最可能是“尽量不干涉孩子的选择”的宽容型家长。假如你选择了“懂事听话”，那么你最可能是“孩子想啥不重要，重要的是按我说的做”的专制型家长。假如你选择了“勤奋努力”，那么你最可能是“孩子需要引导和影响，要说服他们做正确的事”的权威型家长。
家长其实可以分为四类，根据“对孩子的严格程度，是否严格确保孩子做到应该做的、正确的事”，“对孩子的支持和回应程度，是否积极地支持和回应孩子的需求”两个来分。
最糟糕的父母是“不参与型 严格要求孩子，但不太支持和回应孩子需求的，是专制型 宽容，不太要求孩子，对孩子的需求会积极支持和回应的，是宽容型 对孩子有很高要求，同时对孩子的需求也会积极支持和回应的，是权威型 权威型父母，往往是虎妈鸡娃的主力。而假如权威型父母在育儿上投入得足够多，就可以晋升为“精细育儿”（ intensive parenting）——书里给“精细育儿”定的典型标准是，父母每周和孩子至少讨论一次孩子在学校的状况。 估计大多数中国家长都惊呆了，什么？这就算精细育儿了？难道不是每天至少问一次孩子今天学了啥？学得怎么样？老师表扬你还是批评你了？你有没有拿到一百分？为什么没有拿到一百分？嗯？这就是欧美为什么觉得我大中国全是虎妈的原因…… 图片来源：unsplash 经济学家还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重视“勤奋努力”的家长（其中大多是权威型）所占的比例，和显示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是成正比的。一个地方的贫富分化越严重，那个地方的家长就越是以“拼命工作”为首要美德。90%的中国和俄罗斯受访家长赞许“勤奋努力”。只有15%的俄罗斯家长和23%的中国家长最重视“想象力”。而像瑞典、挪威、芬兰这些北欧国家，贫富分化不那么严重，人们也就不那么重视努力工作——这并不是说北欧人都是不肯工作的懒人，而是他们倾向于把“想象力”这些“奢侈品”，放在比“勤奋努力”更重要的位置上。也正因如此，北欧盛产宽容型父母，宽容程度到在国内看来绝对是“教出熊孩子的熊父母”的程度。 书里举了瑞典为例子。瑞典人不赞成体罚， 不赞成口头责骂，不赞同给孩子压力，孩子十三岁前不会被打分，甚至不赞同约束孩子——孩子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嘛。学龄前的孩子怎么可能安静地坐在桌边呢？那不是虐待儿童吗？ 作者齐利博蒂曾经和瑞典朋友一起去家庭野餐，结果瑞典朋友的四岁孩子开始闹脾气，不想野餐，想去做别的事情。然后父亲的反应是什么呢？“不好意思，我儿子压力太大了”。于是野餐结束。齐利博蒂目瞪口呆地心想，“这时候难道不是应该告诉孩子，‘乖，我们正吃饭呢，忍一忍’吗？” 图片来源：pexels 还有一回，齐利博蒂去另一户瑞典人家里拜访，主人家的六岁孩子冲客人喊，“闭嘴！我在看电视呢！”瑞典父母们笑了一下，然后温和地建议说，咱们成年人要不就换个房间聊天吧，免得打扰到孩子看电视。 全世界的孩子每周花多少时间做作业？上海学生每周13.8小时。美国学生每周6小时。英国学生每周5小时。北欧学生每周3小时——而且还有些家长抱怨工作量太大，建议完全免除家庭作业。 难道北欧人基因里天然就写着佛系，中国人基因里天然就写着推娃？ 并不是。 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了这样的父母？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新华字典1998修订本 影响父母决策的最深远力量，就在经济因素里。当然文化和价值观也会影响父母，但经济因素也能影响文化和价值观。 举个例子，专制型父母曾经占据主流，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少父母选择专制？因为专制父母在过去的世界是行得通的。人们的生活曾经围绕着家庭进行，一个人一辈子都很少背井离乡，孩子们往往子承父业，或者和父母一起耕种家里的田地，一起在家里织布喂猪。孩子时时刻刻在家长的眼皮下，令行禁止是可能的，专制育儿也是可行的。 但现在的情形完全不同。孩子要在远离家长的地方，学着家长不懂的课程，最后在远离家长的地方，做着家长没做过的工作。家长不能再时时刻刻陪伴在侧，学业和事业都要靠孩子的自觉与自律。于是“我说你做”的专制育儿行不通了，因为孩子需要自己独立做出很多决定。 所以，家长必须说服孩子，必须能影响孩子的内在价值观，才可能让孩子“自我驱动”，取得成功——这是权威式育儿。 或者，家长只能提供足够的支持，等着孩子自发形成良好的价值观，然后“自我驱动”，取得成功——这是宽容式育儿。 那到底选权威还是宽容呢？ 对父母决策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长大后的贫富差距是大还是小。第二个因素，就是教育回报率是高还是低，以及优质教育资源是稀缺还是普遍。 作者发现，“经济不平等”比“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影响更大。人人都穷的地方，可能穷则思变，但也可能大家都穷得安贫乐道。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却一定会激起“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强烈愿望。在贫富差距小，且优质教育资源比较广泛分布的地方，宽容型父母就会占据主流。 图片来源：pexels 作者德普克来自德国。他小时候的德国有如下特点，①上啥大学对未来影响不大。大学全免费，水平差不多，只要一个人能通过高中考试，那么上哪里都行，简单地说，十八岁前做的大多数事情对未来没有长久影响，只要最后60分通过就好，②不上大学，对未来影响也不大。那些德国孩子往往上职业学校或者学徒项目，最后在家里附近的汽车厂当工人，赚到的薪水也挺好，和教师甚至医生赚得差不太多。而且工人的社会地位也不错，并不会低人一等，失业率也低。总之，读书不好，不影响过上体面生活。 在这样的环境里，德国父母自然乐于给孩子无忧无虑的童年。孩子们常常自己在外面玩到太阳落山，想去朋友家就去朋友家。家长既不给孩子检查作业，也不给孩子安排课外班，一切顺其自然。 许多现在的北欧国家也是如此，贫富差距小，学校之间差距也小。于是北欧父母佛系宽容，让孩子们快乐，培养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和独立意识，等待孩子自己去发现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在学校表现出色不是头等大事，在学校暂时落后也不是世界末日。因为有足够兜底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人生中会得到很多的“第二次机会”，一开始失败了没关系，下一次可以做得更好。 那，如果在贫富差距大，教育回报率高，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地方 这时候，努力推娃的权威型精细育儿，就可以显出优势了。 优势一，精细育儿会提升孩子的学业成绩。 比如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数据显示，精细育儿教出来的孩子大多是成绩最好的。研究者检验了11个地区的数据，其中9个地方，精细育儿明显提升了孩子成绩（香港、澳门、韩国、智利、匈牙利、意大利、墨西哥、葡萄牙、克罗地亚）。以韩国为例，非精细育儿的孩子的数学平均分为540，而精细育儿的孩子数学平均分为563分，相差23分。阅读和科学成绩也有类似的差异，阅读差24分，科学差22分。只有比利时和德国是例外，在这两个国家，精细育儿的加分效果几乎为零。 是因为精细育儿的父母往往学历高基因好吗？不是。拥有两个高学历的父母，只会让孩子的数学成绩平均提高7分。而父母采用精细育儿，则能让孩子的数学成绩提高20分以上。因此，与父母的教育水平相比，精细育儿能更显著地提升孩子的成绩。 于是，教育资源竞争激烈的地方，精细育儿就会成为主流。比如说，法国和日本的经济不平等程度并不高，但由于存在着远超出平均水准的少数“顶尖大学”，从这些大学毕业意味着极高的人生起点。结果是，为了竞争这些稀缺的名额，法国和日本的家长们大多数倾向于精细育儿。美国也同样如此，每年美国家长们为了把孩子送进常春藤名校真是绞尽脑汁，同时，美国的经济不平等还高于法国和日本，这就让美国的家长焦虑程度甚至更高。日本和美国都有家长从幼儿园就开始推娃——努力上一流幼儿园，才能上一流小学，才能上一流中学，才能上一流大学。这是一个早早开始的漫长而残酷的竞赛。 中国的情况不必说了，大家都懂的。 优势二，权威型育儿会促使孩子的阶层向上流动，让子女最终处于比父母更高的社会经济阶层。 英国的研究结果是，在宽容、专制、权威三种育儿方式里，宽容型育儿是最难让孩子阶层向上提升的。相比宽容型育儿，专制型育儿把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增加了7% ，权威型育儿把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增加了13%。也就是说，“阶层向上流动”对孩子未来的幸福越重要，家长们就会越努力地推娃。 其实父母并不享受推娃，即使在中国，网上也流传着各种“辅导作业心肌梗塞”的黑色笑话。推娃需要父母付出高昂代价，经济上要支付昂贵的补习费用，还要付出大量时间精力去陪伴引导，孩子的反抗也会恶化亲子感情，过大的压力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也不好……然而在某些地方，考虑到孩子的未来，推娃的投入又是完全值得的。孩子成为一个平庸的艺术家，在哪个社会里都算不上太好的事。但在一个没有安全网的社会里，这种未来就显得尤其糟糕，随之而来的贫穷、社会排斥和健康问题，都可能是致命的。 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有个看法是，虽然推娃让娃也痛苦，家长也痛苦，但是对某个国家或地区来说，推娃加强了整体竞争力。因此，推娃是一种“必要之恶”。 并非如此。推娃也许对于家庭来说是“局部最优策略”。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却不是“整体最优策略” 精细育儿需要付出的代价太高了。贫民可能完全支付不起，从而导致有些孩子从出生起就注定失去了机会。中产也可能支付得极为吃力。由于富人也在搞精细育儿，于是许多育儿服务的价格就会向着富人愿意支付的价格不断上移。就像房价最终取决于“少数富人愿意支付的价格”，而不是“大多数想买房的人能支付的价格”。育儿服务的价格趋势也是如此。 对社会的第一个后果，就是许多人的生育意愿大为下降——家庭支付不起多个孩子精细育儿的代价。有个研究比对了中国在独生子女时代，那些碰巧生下双胞胎的家庭后续，发现双胞胎比独生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要低40% ，上高中的可能性也明显要低。这个时代已经不是靠体力挣钱，而是靠教育和头脑挣钱，所以很多家长会认为，精养少数娃的经济回报>粗养多个娃的经济回报。 但精细育儿实在太累 对社会的第二个后果，就是产生了很多无意义的内耗 原本某个技能孩子只要掌握到6分就好，然而由于教育和阶层流动只留下了一道窄门，于是为了挤过窄门，孩子们不得不纷纷把技能练到9分。所有人都竭尽全力，为的不过是留在原地。为了增加这意义不大的三分技能，孩子们额外付出了想象力的代价，创造力的代价，抑郁焦虑的代价，缺少锻炼容易近视的代价……而最后，这场零和游戏里，依然只会有少数赢家。 不仅如此，由于机器人的飞速发展，几十年后，许多现在最有声望的职业可能会走下坡路。放射学、外科手术、律师、飞行员、金融从业者……都可能面临危机。只有少数顶级从业者能继续成功。而对程序员、数学家、工程师的需求将继续增长。主修“正确的专业”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一些拼命努力进入“正确的学校”，却选修了“错误的专业”的孩子和家长可能会失望地发现，多年的不懈努力没有得到回报，孩子的职业前途不如预期的那么光明 。 有别的路可行吗？ 北欧有个不走寻常路的奇葩——芬兰。芬兰的孩子，似乎“不需要很麻烦很累就可以考高分”。 芬兰的贫富差距较小，优质教育资源也比较平均分布。芬兰的教育系统，是低竞争和低压力的。芬兰小孩在幼儿园只是通过游戏来学习，正式上学后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镇， 从小学到大学，学校的教育质量差异都不大。芬兰学校不搞排名，孩子们不会收到数字评分，家长们也不知道孩子学得如何。教师的确会定期进行考核评估，但只有老师会得到关于某个学生的"非常好"或者"需要练习"的反馈。评估的目的是更好地因材施教，不是为了给学生排名或督促他们更努力地学习。 图片来源：pexels 芬兰孩子也需要参加两次重要考试，类似于中考和高考。但因为高中教学质量相差不太大，所以中考压力并不大。至于芬兰的高考，则不但要考察学术问题，还要考察学生理解和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比如讨论失业、节食、政治、体育道德、甚至流行乐等问题。学得差的孩子不会被留级，而是会得到更多关照。而且由于学校专注于支持差生，所以辍学率也很低。 这样教出来的芬兰孩子，成绩居然很不错。 在2015年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里，芬兰孩子排在第五位——低于新加坡、日本、台北这些精细育儿高发区，但赢过了澳门、香港、中国的北京-上海-江苏-广东（B-S-J-G）、韩国这些同样精细育儿为主流、大人小孩都非常拼的地方。同时，芬兰人成年后的工作能力也不错，尽管工作时间比美国和中国的工人要短，但芬兰在创新能力方面位居世界前列。 芬兰人做对了什么？又快乐又高分的教育是怎么能存在的？ 答案是，芬兰极其重视教师的水准。所有芬兰教师都必须至少拥有硕士学位。教师在芬兰的社会地位极高，很受尊敬。结果是，芬兰硕博们最喜欢的职业之一就是教师，每年申请的人大排长龙，这又反过来让芬兰可以挑出最优秀的人才当教师，从而又进一步提升了芬兰教师的声誉和社会地位。芬兰教师的工资只是平均水准，但由于工作环境好，内在满足感高，教师依然是很受欢迎的职业，人才也很少流失。这些一流人才能想出各种办法，让聪明的孩子有机会自由发展，让慢热的孩子有机会继续追赶。 总而言之，提升教师水准，是一条可行的办法。 还有四条很重要的办法，一是降低贫富差距，增加社会流动性。二是改变教育系统，让高质量的教育资源，能惠及更广大的群体。三是广设便宜而可靠的托儿服务和公立幼儿园。高质量的公立托儿服务让贫穷父母（特别是单身母亲）有机会去打工改善家庭经济，同时也让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儿童有机会接触彼此共度时光。这也是北欧长期采用的做法。 四是对弱势家庭的孩子进行早期帮助。在美国，许多研究发现对底层幼儿与家长的早期干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些孩子后来的学历和收入都更高，更健康，亲密关系更幸福，犯罪率更低，失业率更低，更不可能依赖福利。比如佩里学前教育项目（Perry Preschool Project）就让参与的孩子暴力犯罪率减少了65% ，被拘留率减少了40% ，失业率降低了20% ……孩子们的未来改善了，而社会也从中获益：得到了良好的人力资源，且节省了法律系统和警务监狱系统的开支。 但这些办法，都是政策制定者才能做到的事。 过度养育并不是好事，而且也正在让整个社会都付出代价。然而，要改变这一切，靠强制号召家长“快乐养育”是没有用的。唯有整个社会的现状和未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才有可能让家长改变养育方式，因为那时，家长对孩子未来的预期改变了。 至于家长们，咱们就……看开一点吧。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育儿策略。这个时代的精细育儿，至少好过之前的专制育儿。也许等现在的孩子长到为人父母时，社会能变得更适合“快乐宽容育儿”。至于此刻此地，大势所趋，该上的补习班还是上吧。拍拍自己和孩子的肩膀，都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