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是分得越细越好吗？

昨日，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城管委了解到，北京也将推动垃圾分类立法，罚款不会低于上海。但北京的垃圾分类标准与上海并不完全一致，分为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它垃圾及可回收物。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开始实施。这个号称“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措施”的管理条例引起了网友的广泛热议。未按规定分类投放垃圾的个人（包括外地来上海的游客）

一夜之间，网上出现了许多吐槽垃圾分类的段子。很多网友表示搞不清楚上海垃圾分类所分的四大类——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和干垃圾之间的界限，尤其是湿垃圾和干垃圾的区别。这不仅要求民众具有较高的环保意识，更要求民众要学会辨别生活垃圾的成分，以及了解其后续处理的措施。这使得平常的丢垃圾变成了一件麻烦的事。

珍珠奶茶该怎么处理？首先，得将剩余奶茶倒掉；其次，得将珍珠、果肉等丢入湿垃圾的垃圾桶；再次，我们得把杯子和吸管丢入干垃圾的垃圾桶；最后，塑料盖要放到可回收垃圾桶。网友调侃称，未来减肥还是不要喝珍珠奶茶了。

这些关于垃圾分类的大讨论，实际上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要知道，真正推进垃圾分类的落实，不仅需要规则与监督 ，更需要公民观念的建立与垃圾分类教育的推进。那么，有着相对先进的垃圾分类经验的国家是怎么处理垃圾的呢？他们的经验我们是否都值得借鉴？ 对于垃圾分类来说，标准应该如何制定更为恰当？

撰文 | 徐悦东

为什么要进行垃圾分类呢？

据《南华早报》报道，仅在2017年，中国就产生了2.1亿吨的城市生活垃圾，仅比美国少4800万吨。而据上海市政府的数据，上海的垃圾处理厂每天处理19300吨干垃圾和5050吨厨余垃圾，每天只能收集到3300吨可回收垃圾。据官方的报告，全国物流行业在2016年里使用了超过130亿个聚丙烯塑料袋以及3.3亿卷胶带，而其中只有不到20%被回收利用。

而此次“史上最严格”的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虽然给市民带来了暂时的麻烦，但是若取得成功，让大家思考并讨论垃圾分类，提高环保意识，这将对中国的其他城市带来非常大的示范效果。

中国处理垃圾的经验也会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毕竟如何处理堆积成山的垃圾并不只是中国才有的烦恼。这也是提高中国的软实力的方法之一。

日本

垃圾分类教育从幼儿园开始

每讲到垃圾分类，我们都会首先想到日本。日本是全世界垃圾分类最严格并效果最好的国家之一。在日本，塑料垃圾中 60% 得到循环再利用。

根据日本的《废弃物处理及清扫相关法律》，各个县市区得有计划地对垃圾进行分类和收集处理。而由于日本不同地区对垃圾的处理能力不同，日本不同地区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方式是很不一样的。有些地区的分类的类别有七八种，而有些地方能有二十多种垃圾类别。日本德岛县上胜町的垃圾分类类别是最多的，有45类。而上胜町在2013年通过了“零浪费宣言”，提出在2020年之前实现零垃圾排放，建设不产生垃圾的社会。

日本横滨市的垃圾分类手册

不过，一般来说，日本的生活垃圾大体分为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资源垃圾和大型垃圾四大类。每一类垃圾必须放入装每一类垃圾的垃圾袋里，包装好才能丢到特定的垃圾桶。

假如我们要在日本扔一个饮料瓶，我们首先需要撕下瓶身的包装纸，拧下瓶盖，然后洗干净瓶子，将其压扁或剪开，再分别放进不同类别的垃圾桶里。若我们要扔一个纸质的牛奶盒，我们也得洗干净，剪开晾干，然后才能归为资源垃圾里，否则就是属于可燃垃圾。

而若住在日本没有24小时垃圾房的公寓或者独栋别墅里，我们则要注意扔垃圾的时间。不同类别的垃圾在什么时候扔都是有规定的。而日本的街道上几乎没有公共垃圾桶。日本的当地政府会在每年年底给每一家住户送上垃圾投放的日历，上面注明了各种类别的垃圾收集日的信息。若错过时间未扔某个类别的垃圾，住户只能等待下一个垃圾收集日。

此外，在日本，扔大型垃圾是需要付费的。有的地方的可燃垃圾和不可燃垃圾也需要按体积付费，市民得通过到指定地点买特制垃圾袋来完成付费。还有很多地区的垃圾袋还实行实名制。

因此在日本，若居民不按垃圾分类标准扔垃圾，在日本这样一个“邻里社会”里，首先可能会引起邻里纠纷。而这种邻里之间的监督，是使得这套制度执行下去的原因。而且，为便于监督，日本的垃圾袋只可能是透明或者白色的。其次，根据1970 年日本的《废弃物处置法》和其后出台的相关法律，若乱扔垃圾可能会被判处于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最高一千万日元的罚款。这是垃圾分类制度在法律层面上的保证。

日本的垃圾分类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一开始的时候，日本的垃圾分类标准也较为粗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日本的垃圾分类仅分为可燃垃圾和不可燃垃圾。到1997年，日本开始实施《容器包装循环利用法》后，完成了垃圾分类标准的细化，这种分类规则沿用至今。至今以来三十余年成效卓著，这也使日本成为年人均垃圾产生量最低的地方。这还得归功于日本的地方政府长年累月地通过各种渠道，向民众普及垃圾分类的知识的宣传。

此外，日本的垃圾分类教育从幼儿园的娃娃就抓起了。在小孩上小学高年级时，他们还会被邀请去当地参观垃圾焚烧厂，去了解不同类别的垃圾会影响垃圾焚烧的转化率和资源回收的再利用率的情况，以增强其环保意识。这些日积月累的观念教育是垃圾分类制度得到有效实施的保障。

德国

垃圾费按量收取

德国是最早实施垃圾分类的国家。在 1965 年，联邦德国各市便成立垃圾处理中心。在1972年，德国就出台了《废物管理法》，关闭当时不合规范的填埋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目前德国的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高达 65.6% ，资源化利用率高达88.2%，是世界上垃圾分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德国的生活垃圾通常分为以下五大类，分别装入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废纸、玻璃容器、包装材料、可降解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此外，碎玻璃、大件垃圾、有毒有害或电子废弃物得投放到专门的回收站内。与日本不同的是，德国的垃圾分类没有像日本那么详细，而垃圾被初步分在这些大类里面，将再由专业人员进行更细致的再次分拣。

德国的饮料容器实行押金退还制度，这是非常具有特点的。目前在德国出售的塑料包装的饮料和易拉罐都有0.15到0.25欧元的押金，这些押金包含在消费者的购买价格中。该押金要在消费者将空瓶归还超市的自动回收机后才可退回。除饮料容器之外的包装垃圾，德国则实行了“绿点”回收制度。

延伸阅读

《弃物》

作者：（美）布莱恩·蒂尔

译者：刘欣玥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年1月

（点击书封可购买）

关于垃圾的文化随笔。作者说：“如果说‘垃圾’是这本书的讨论对象，那么其背后真正的主体其实是欲望和时间。”

“绿点”商标许可证在减少废旧包装材料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意味着德国的生活垃圾回收体系在走向市场化和产业化的道路。每个有着“绿点”商标许可证的包装的生产商、运输商、代理商和销售批发商都得向“绿点”公司（DSD）支付费用，其费用用来支付这些包装垃圾的处理。这使得许多企业为了少给“绿点”公司费用，会优化其产品的包装。而普通消费者将印有“绿点”标志的包装垃圾扔进专用垃圾箱，就可以享受免费清运。这种“二元回收系统”，使得德国近几年包装废物的回收维持在 75% 以上。

此外，德国有着健全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其中，有关垃圾处理的核心法律是1996年的《循环经济与废物法》，这是其垃圾分类制度的法律保障。如果垃圾分类不到位，根据2015年生效的《循环经济法案》，拒绝履行者将处以30欧元到5000欧元的罚款，且信誉也会受到影响。

与日本类似，每年年初，德国的当地政府会将新的《垃圾分类说明》和《垃圾清运时间表》投到各家邮箱里。其不同的垃圾清运的时间也不同。在20 世纪 90 年代初，德国人就将条形码技术引入到垃圾分类管理中，实现了城市综合性区域垃圾分类的精准溯源。此外，德国各地还有“环保警察”，每天巡逻进行监督。而德国的垃圾费更是按量收费，所以许多德国家庭和小区的垃圾箱还都上锁，以防有别人家的垃圾扔进自家的垃圾箱里。

当然，德国人的环保意识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其中，德国政府和民间的环保协会对民众的宣传活动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与日本类似，德国人从幼儿园就开始接受垃圾分类的教育。健全的法律保障、行业内的监督、产业化、市场化的处理方式、以及政府与教育机构的环保宣传，都是德国垃圾分类取得成就的原因。

垃圾分类标准越细越好吗？

在中国近代史的语境中，这种深入民众生活规范的文明教化运动，都享有一个共同的谱系。在深町英夫的《教养身体的政治》里，他回顾了蒋介石在1934年发起的一场旨在改造中国人日常行为的新生活运动。

在新生活运动里，蒋介石主张，挽救国家复兴民族的道理就在“家常便饭”之中。他由此想树立“规矩”和“清洁”，改变当时中国人的不恰当的餐桌礼仪、乱丢垃圾、随地吐痰等“不文明”的行为。这些规矩非常广泛，囊括了生活的各方各面。

而在当时，国民党政权正面临内忧外患，深町英夫很好奇，为何国民党政权会发起如此碎屑的启蒙运动？国民党政权何故且如何干预、介入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当时胡适批判这场运动并不能解决国民正面临的紧急而重大问题，是一场有着非民主倾向的政治运动，而其本应该是要通过教育，而不是以一种政治运动的方式。而且当时中国谈“文明”的经济水准也过低了。而胡适对这场运动的批判，我们在未来也能找到类似的回响。

《教养身体的政治》

作者/译者: [日] 深町英夫 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7月（点击书封可购买）

深町英夫认为，像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1958年的除“四害”、1981年的“五讲四美”、 还包括新世纪以来像“自觉排队日”，反思“中国式过马路”等，都在“新生活运动”的谱系之下。民众的日常生活琐碎的小事被政府赋予了“文明化”的宏大意义，是摆脱在国际秩序上落后地位，实现与西方“现代文明国家”平起平坐，甚至引领潮流的愿望的举动。而类似胡适批评这种“教养身体的政治”，也出现在今天的舆论场中。

在FT中文网上，李牧之认为，上海的垃圾分类政策，形成了简单的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并不是基于居民一致同意的产物。垃圾分类虽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其分类标准直接影响居民的垃圾分类成本。而由于低收入的拾荒者因各种原因的退出垃圾分类，居民承担起垃圾分类的任务。而由于如何分类理念并没有那么深入人心，街道干部和志愿者还得对居民家庭扔垃圾进行不断的监督，甚至包括使用高科技如人脸识别进行监控等。财政必然要为此大量补贴，才能让这个系统运转起来，这无疑提高了政府管治的成本。

而日本垃圾分类之所以做得好，是因为首先他们通过从小的教育，在观念上就达成了共识。若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利益冲突，日本还有民间组织来平衡各方利益，居民自治会对上与政府、企业对话，对下解释政策、宣传教育。尽管如此，日本垃圾分类的经济效率并不高，除了家庭垃圾分类的时间成本之外，日本每个地区自己的垃圾自己处理，这要求每个地方都有垃圾处理厂。但这样缺乏规模效益，处理起来也不经济。

梁文道在其《八分》节目里也表达了类似的质疑。如此细致的垃圾分类需要居民能够付出足够的时间成本和生活成本。而且，垃圾分类的背后需要一个极为庞大且复杂的物流和垃圾分拣系统支撑，若大家发现自己辛苦分类的垃圾，最后一起被随意处理了，那么我们垃圾分类也是枉然的。

而在日本和德国，垃圾分类与环保意识的兴起是相关的。德国人更多依靠自发自助来进行垃圾分类，而不是全靠行政执行。梁文道认为，日本的垃圾分类模式不一定值得学习。日本的垃圾分类进行到如此细致的地步，与日本那种强大的统一的国民纪律性非常相关。而如此细致的垃圾分类究竟有没有用，也是存在质疑的，从经济效益上来看，分类越细致，其中要花费的人力物力越多，而物流带来的碳排放也会随之增加，结果可能会得不偿失。

王久良拍摄过的有关垃圾分拣产业的纪录片

相比之下，梁文道更推崇德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做法，他们只需要民众把垃圾粗略分为几类，然后垃圾会交付到专门的垃圾处理业者手中，由他们进行进一步的分类，这样效率更高，分拣也更精确。而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实际上也创造了一个产业和新的就业机会。在日本，由于老龄化使得人力资源高度短缺，这种垃圾分拣工作也许并不经济。但是在中国，这种垃圾资源回收处理实际上为许多底层人群，提供了一份工作和重要的生活收入来源。当然，问题是他们身处的环境也许并不安全，这需要后端的垃圾分类回收处理的业内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安全标准，来保障他们的安全。

此外，除了从上至下的顶层设计的思考之外，从居民的角度出发，居民对垃圾分类的参与感也是非常重要的。而在垃圾议题有10年经验的郝利琼在澎湃新闻撰文认为，由于居民投放和垃圾车清运非同时发生，居民心里始终不知道自己分好的垃圾，到底被分类清运了没有。若没有让居民亲眼所见自己分类的垃圾是被分开清运的，这个疑问很难被消除。所以，让垃圾末端处置场所“被看见”的过程，也是让居民受教育、理解和参与的过程，更是培育起居民环保意识的过程，也将会有利于垃圾分类制度的施行，而这条路也还有很长的时间要走。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徐悦东；编辑：走走；校对：薛京宁。未经出版方或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