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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手术58万华人名医被质疑讹诈病人,他却狠狠撕破西方医疗“美好假象”

转载作者: Molly的妈妈鲁鲁
一次手术58万华人名医被质疑讹诈病人,他却狠狠撕破西方医疗“美好假象”
摘要努力地活着,或有尊严地死去,病人是否有选择的权利?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发现澳大利亚

ID:Go_Aussie

努力地活着,或有尊严地死去,病人是否有选择的权利?

“你只能活12周了,我们无能为力”。

这一天对于Amelia一家来说无疑是黑暗的。

年仅12岁的Amelia生活在澳大利亚珀斯,从2016年1月被查出患有恶性脑肿瘤开始,她就开始了与病魔漫长的抗争。

化疗、放疗、免疫治疗……3年过去了,恶性肿瘤非但没有缩小,还长大了。痛苦的保守治疗,让Amelia一家都备受煎熬。

珀斯的医院以“有瘫痪风险”拒绝了手术治疗,而Amelia一家并不愿意接受医生对女儿无情的“死亡判决”。

就在这时,事情忽然有了转机。悉尼知名的神经外科医生Charlie Teo(中文名张正贤)给Amelia一家带去了希望。

手术可以做,但只能在悉尼一家私立医院进行,并且手术费高达12万澳币(约人民币58万)。

最终,Amelia的父母在网上筹集到了16万3千多澳元(约人民币78万多),女儿终于有救了。

可就在这时,澳洲主流媒体却对张正贤医生提出了质疑:一台手术要12万澳币,究竟是敛财还是救人?

本只是想治病救人,却没曾想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就在最近,张正贤医生亲自作客澳洲电视台节目,回应了主持人Georgie Gardner针锋相对的质疑。

一台手术要收12万,这是敛财吗?

对此,张正贤义正言辞地表示,12万并不是进了自己的腰包,而是私立医院的定价。

其中8万支付给私立医院,剩下的4万支付给麻醉师、副刀医生、助理医生、护士等,而自己拿到手的只有屈指可数的8000澳币不到。

而对于媒体的妄加猜测和污蔑,张正贤只用了“这是对医生的伤害”来表达自己的无奈。

事实上,除了对张正贤医生的个人攻击,许多人也对澳大利亚的公立医疗系统提出了质疑。毕竟,对于一向以免费公共医疗体系为傲的澳洲来说,12万澳币动个手术确实是“天文数字”。

“如果我是一个患癌症的孩子,需要最好的护理,这理所当然应该依赖公共医疗系统”,对此,张正贤也表示出了无奈。

所以,究竟是什么促使Amelia一家哪怕筹款,也要远赴悉尼找张正贤做手术呢?

事实上,尽管每年澳洲政府都给公立医疗系统投入几百亿的资金,但公立医疗资源依然紧缺。在这种情况下,有限的资源必然会优先分配给当地病人,更紧急的病人和治愈率更高、风险更小的病人。

而Amelia看病的珀斯公立医院之所以采取了3年的保守治疗,并且给小女孩下了“只能活12周”的“死亡判决”,就是因为医院无力承担手术后带来的瘫痪风险。

此外,因为澳大利亚公立医院是采取就近治疗原则,“只能活12周”的Amelia明显已经等不及悉尼公立医院的入院许可。

12万做个手术对于Amelia这样的普通家庭来说贵吗?

答案是肯定的,据澳媒的报道,为了给女儿做手术,为了和死神争分夺秒地赛跑,Amelia一家除了房子能卖的东西都卖了,走投无路之下只能在网络上发起了慈善众筹。

幸运的是,Amelia一家一周就筹集到了15万澳币善款。并且,她幸运地遇到了愿意为她做手术“搏命”的张正贤。

而抛开媒体的质疑,让张正贤更为困惑的是,为什么世界各国都在邀请他去传授经验,可唯独澳大利亚的公立医院一直对他退避三舍。

“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告诉我,如果允许我在公共医疗系统中操作那么多手术,我必然会破坏财政预算。”这或许才是让张正贤真正无奈之处。

享受免费公立医疗,只能采取保守治疗,可如果要做手术,则花费不菲而这正是西方许多国家医疗系统不得不面对的困境和现实。

在澳大利亚,张正贤一直是个饱受争议的人物。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张正贤做了大大小小上万台手术。在病人眼里,他是将一个个宣布不治的绝症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人。

在国际上,张正贤也因为接受高风险棘手病例,并且成功拯救曾被判“死刑”的人而备受关注。

而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觉得张正贤给癌症患者的只是“虚假的希望”……

曾经,张正贤也是一个用事实和数据说话的医生,他会以所谓的“生存质量”对病人做出评估。

直到他碰到Fiona,一位患脑瘤7年,希望通过手术把肿瘤切除的病人。

“我可以帮你手术,但是你仍然会坐在轮椅上,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拖延了你的死亡,并非延续你的生命……”张正贤不解地问。

而Fiona当时很愤怒地回答:“我有两个青春期的女儿,生命质量对我而言就是在女儿需要的时候,我能够在她们身边。”

面对一个生命,不同的诊断结论,可能会让医生扮演不同的角色:上帝或死神。

而就是Fiona的一席话,点醒了张正贤。在生命面前,谈经验,谈指标,谈概率,都是苍白无力的。他真正能做的其实就是尊重病人对于生命的选择权。

“当你看到他们对生命依然充满希望时,我们的职责是保护并灌溉这生命的希望,而不是粗暴的将其扼杀,将你所理解的‘生存质量’强加于病人。”

就这样,张正贤成为一次次跳出来,变成拯救被判“死刑”病人的“医学怪人”。

而全世界各地本已绝望的病人,也因此慕名而来,决定为了活下去做最后一搏。

这其中,有30岁的澳大利亚钢琴家Aaron McMillan,他在2001年被查出患有脑肿瘤。

张正贤为他做了脑手术,成功切除了肿瘤。不幸的是,两年后肿瘤再次复发,Aaron于2007年去世。

同样,澳大利亚的Sarah 2007年被诊断出多形性胶质脑瘤。因为肿瘤太大,她已经被医院告知可以“写遗嘱了”。

然而,Sarah不愿意放弃,她找到了张正贤。张正贤给了Sarah希望,最终手术很成功,Sarah如今仍然健康地活着。

从新加坡来澳洲求医的女孩珍妮弗,在两岁时被确诊恶性脑瘤,辗转全球7家脑瘤中心,她都被告知:不可手术。

就在看了珍妮弗的片子后,张正贤对珍妮弗的母亲说:“有99%的可能是,同行医生的诊断完全正确,就算我做手术的话,结果也可能是糟糕的,但片子中有一点异样的东西,我可以试一试。”

最终,张正贤通过手术取出了整个瘤体,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珍妮弗的肿瘤是个良性瘤。

如今,珍妮弗已经痊愈。

“如果患者不愿意放弃,我愿意努力延长患者的生命。”

面对同行的质疑,张正贤总是坚持己见。而或许正是当年Fiona的一席话,让他始终愿意做那个放手一搏的人。

张正贤曾在美国工作了十年,他解释这是因为自己在澳大利亚“名声不好”。

2012年,澳大利亚在全国范围内评选“谁是澳人最信赖的人?”结果,张正贤高居榜首。

可是就是这样一份“殊荣”,也并未让他躲过同行的排挤。

张正贤想要病人“活着”,可更多的医生希望的是病人“有尊严的死”。他“拆其他医生台”、“坏行规”的做法惹恼了同行、权威和上层管理机构。

澳洲神经外科学会会长曾打电话给张正贤,直言不讳地说:“不要再收同行医生已经诊断为不治,或不可手术的病人。”

“即便这意味着让本来有希望延长生命的病人死亡?”张正贤问。

而会长的回答很强硬:“对,即便如此,他们大多数人最终都会死。”

孰是孰非?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命题。

近年来,不动手术、不进加护病房,不插管的“尊严死”被越来越多地谈及和看重。

而另一方面,许多病人也在身患绝症时被隐瞒实情,连基本的知情权、决定权都没有,稀里糊涂地被治疗,甚至稀里糊涂地死去。

所以,面对死亡,究竟应该谁来做主?

张正贤的回答始终是:“病人有权紧握生命的希望,哪怕它只是一点微光,病人也有权知道。”

所以,哪怕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张正贤也坚持认为,如果病人和家人希望多活一个月,哪怕是一天,一个小时,医生也不应该以“最终都要死”来否定病人求生的意愿。

总会有病人,希望有那么一个医生,能为他们做点什么,他们也愿意用生命去搏一搏,万一奇迹出现呢?

有病人曾对张正贤这样说“我希望今生不用去见你,但我希望每个身患脑癌的绝症病人都有机会遇见你。”

生命是宝贵的

活着是令人向往的

努力地活着或有尊严地死去

都是不应该被剥夺的权利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自公众号

墨尔本生活资讯(ID: Mel_life)

好报(ID: haoba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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