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悉尼独家 - 父母团聚，澳洲华裔移民家庭的痛！你还能逃避多久？（图）

签证，团聚的“绊脚石”

近一两年，朋友父母生病和外婆去世的消息接踵而至，樵妹开始正视父母正在衰老的事实。

日常生活中，樵妹与父母基本靠电话联系，大约每月视频一次。时间的间隔让她感觉，“父母又比上一次变老了”。樵妹每次都会陷入无助，“没办法陪在他们身边，心里有点酸”。去年，夫妇俩向双方父母谈论了移民的想法。

家庭团聚始终是华人努力想要实现的一个梦。樵妹父母早年离异，父亲和后母组成家庭后，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正在美国读大学。澳大利亚移民局规定，父母移民，子女年龄在23岁以下皆可随行移民。为将来一家人团聚，樵妹父亲和后母很快答应。

然而，并非所有父母都愿意改变环境。作为独子的老公进展就不顺利，公婆目前还在国内经营生意，他们起初不正面回应，后来抛出“来了之后我能做什么”的难题，直到听说樵妹父亲已经同意，被再三询问之下终于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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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准备材料时，更严峻的难题摆在夫妇面前：父母移民的新规。

2018年4月，澳大利亚移民局大幅提高父母付费移民的担保人薪资要求，家庭需要提供提交申请前两个财年具备11万以上的收入证明，成年单身人士至少需要8.8万澳元的年收入。在此之前，上述两者经济担保收入要求分别为5.9万和4.5万，准入门槛几乎翻倍。

樵妹夫妇无法提供过去两年的相应年薪，不得不重新考虑此事。“即使收入达到要求，也很难预计以后的福利变化。”

听到消息，公婆“立马”决定放弃办理移民。樵妹感觉，“他们内心一直不太情愿，只是不忍拒绝儿子的好意罢了”。

在悉尼过了3个春节，樵妹双方父母来过一次，待了一周。在她心里，始终在期待与父母、妹妹共同生活。

但现实的阻力让樵妹的期待再次悬在了半空。

随着父母付费移民平均等待时间从过去的两年延长至如今的4年，加上等待符合年薪标准时间，妹妹极有可能超过23岁，父亲和后母也暂时搁置了移民。

“对不起，昨晚加班太累睡着了”

在从事移民代理工作的小麦印象中，近两年问询父母签证的客户越来越多。不少客户拿到永居签证后立刻准备父母移民，问询率占老客户的60%，年龄集中在25-35岁。“这是一个趋势，毕竟现在基本都是独生子女，谁不想和父母在一起。”

单亲家庭成长的小麦，更是如此。

近三年，妈妈刘女士每年都会到墨尔本陪伴女儿。素来工作繁忙的小麦独居时很少做饭，外卖、聚餐才是家常便饭。而妈妈在澳洲，熟悉的家乡饭菜、干净整洁的房间、甚至中午还有送到公司的爱心便当，让她感叹“这才有家的感觉”。

有家人陪伴的幸福感向小麦涌来的同时，也裹挟着负担和对妈妈“水土不服”的担忧。

“最明显的改变是加班。”小麦通常一周工作六天，为陪妈妈过周末，她不得不利用晚上加班。

即便如此，缺少国内呼朋唤友的热闹感，刘女士无法长居墨尔本。几年下来，妈妈在澳生活两月左右就会以照顾外婆，接待国内朋友亲戚为由提出回国。小麦感觉“这些很可能都是借口”。

迟早要接妈妈移民澳洲是她对未来的计划。几年前，小麦曾在闲聊时向刘女士提议，说提议更像是试探，结果妈妈压根没回答。不想给刘女士压力，小麦没敢再提。“如果她迫于我的要求移民，生活得不开心，那相聚意义在哪里？这不是我想看到的。”

电视剧《都挺好》中老大因陪伴父母陪较少，打算接父亲到美国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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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在澳大利亚生活近10年，已经习惯西方生活工作方式。她曾认真分析过未来回国的可行性，结论是“太不现实了”。“我不确定到时是否可以找到适合的工作，还能不能适应国内工作环境。”

想要家庭团圆，只有两条路：父母移民或自己回国。小麦选择了前者，只是进展缓慢。

转机发生在去年，同事在聚餐时向刘女士提出最好提早移民。尽管仍是沉默的回应，但小麦感觉妈妈开始考虑了这件事，她现在会主动谈及未来的生活，“比如说我住的公寓位置很好，以后来生活买菜很方便，或是等你生了孩子就来”，尽管小麦感觉生孩子不知是猴年马月，但始终是在黑暗摸索的道路上看到了一丝光亮。

最近，刘女士正好在澳洲，小麦又进入超饱和工作状态。晚上在与记者微信沟通过程中，她迟迟没有回复。第二天一早，她发来信息，“对不起，昨晚加班太累睡着了”，文字后紧跟三个哭笑的表情，极似她当下生活的写照，幸福与无力并存。

开始怀念，但似乎已无法回头

与父母团聚而努力的过程就像一场随时都在改变游戏规则的通关战，儿女需要面临政策突变与父母意愿和适应性的双重挑战。前者是一场考验实力与耐心的短期战，后者则是一场爱与牺牲的长期博弈。

6年前，艾丽一家移民澳洲，和她一起登陆南半球的，还有年近8旬的父母。

父母从国内事业单位退休，习惯固定的工作生活圈子，陌生环境和语言障碍，将他们的日常生活范围制约在家附近5公里。艾丽理解他们的心情，“憋了一周，就盼着周末能出去走走。”

和众多华人家庭一样，家住西人区的艾丽工作日上班，周末送孩子上补习班，已经分身乏术，还得争取时间安排父母外出走走。“偶尔还可以，每周？太难了。”

单调乏味和陌生感是不少移民父母最初的感觉。不适之余，高于中国的日常生活消费，无形中在增添他们的经济压力。

艾丽爸爸患有痛风，国内患病时，“自己买几副中药就能解决问题”，在澳洲一切变得复杂。从预约家庭医生、看病、到买药，全程都需要女儿请假操作。最终，家庭医生所开的止疼药，在父亲看来花了大价钱还没用。

电影《推手》中父亲被儿子接到美国生活，但文化语言不适造成种种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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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时，艾丽一直和父母同住，习惯安排一切的她认为这种状态会一直维持下去。

3年前，她为父母递交了付费移民签证。等待过程中，现实压力和父母的真实愿望相继浮出水面。考虑父母未来长居，艾丽在家附近买了一套小型公寓。然而计算发现，以父母国内退休金无法完全负担公寓开支和日常生活，艾丽每月需要多承担3000澳元左右的生活费，“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住在一起。”

出于生活照顾与经济负担，共同居住是不少移民及父母在澳洲的生活常态，但“捆绑式”生活有时会勒得双方都喘不过气。果不其然，艾丽的提议遭到父母反对，“这个时候他们才告诉我一直以来都想单独居住”。

无奈之下，父母最终选择回国。去年，她与国内的妹妹共同为老人在北京买了一套价值600万人民币的小公寓。

曾经的努力付之东流，随之而来的还有精神压力。“为了满足父母愿望，我几乎倾其所有。刚买房那阵晚上经常失眠，差点快抑郁了。”艾丽在澳洲本土公司上班，外有华人职场的天花板和不稳定性，内有老小经济负担。她真切感受到第一代移民家庭团圆的艰难。

“一开始还是想得太简单了！”回顾所做的努力，艾丽在电话那头长叹一口气，“如果最初就知道他们的想法，也许不会走这么多弯路。”

过去，母亲在澳洲时间一长就会抱怨，“我们都是为了你才来的”，回北京后，她又开始怀念澳洲的空气，蓝天白云，想念女儿，但一切似乎都无法回头了。

“只要能在一起，这些困难算什么”

田云夫妇随儿子移民悉尼已有十年，从不适到熟练切换中澳生活，在享受自我与家庭天伦之乐之间，她逐渐找到平衡点。

2007年，在儿子邀请下，田云“毫不犹豫”申请了移民。她的意识中，未来当然是要和唯一的儿子待在一起，田云所指的在一起，是“起码在同一座城市”。

不过，文化语言迥异打乱了田云最初的期盼与计划，没朋友，不懂英语，儿子有自己的生活，田云“实在呆不住”。根据澳大利亚移民局要求，持永久居留签证的人每5年需要在澳洲境内累计待满两年，俗称“移民监”，田云的第一个移民监就没坐满。

“呆不住”似乎成为移民父母初来乍到的通病。陌生环境，与儿女生活的磨合，适应性较慢等因素，都会令父母产生思乡的情绪。

只是在田云心里，决心从未改变。澳大利亚政府对非英语国家新移民提供约500小时免费英语课，利用在澳洲的时间积极学习语言，融入社群，田云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

儿子结婚后，他们开始单独居住，5年前，孙子出生，更加丰富了田云在澳的生活。

今年61岁的田云能够进行基本英语交流，日常购物、取包裹、和朋友去周边小镇自驾游都不在话下。孙子眼看就5岁，不再需要田云照顾，而她也摆脱了凡事依赖孩子。儿子婚后与田云夫妇分开居住，她似乎找回在国内独当一面的状态，甚至独自去大医院看病，“就硬着头皮连比带划的说嘛”。

10年时间，田云摸索出了“刚刚好”的移民生活：半年澳洲，半年国内生活，这像是她在自我与家庭团聚之间的完美平衡。采访即将结束之际，田云告诉记者，下午要参加悉尼社群在国内的活动，语气中充满了期待。

为了“在一起”，父母和孩子都在相互努力，如果一定要说谁付出更多或牺牲更多，也许是父母。承认事实之余，田云云淡风轻地说，“嗨，只要能在一起，这些困难算什么。”

“还是回国吧，别给孩子添负担”

同样10年前，王慧的外孙出生。为照顾孩子，她“想都没想就来了澳洲”，并迅速进入状态。然而，始终感觉“在这里不踏实”。

王慧所谓“踏实的生活”在家乡沈阳。说到此，原本正襟危坐的王慧倚着靠背，将手搭在椅子上，脸上的表情也松弛起来。“只要踏出门就能碰到不少老朋友，唠嗑的时候，有点小痛小病大家马上就能支招，啥都解决了。在这儿最初连个朋友都没有，更别提谈心吐点苦水。”

中国澳洲频繁来回的不便迫使王慧夫妇递交付费移民申请，目前仍在等待下签。澳大利亚移民局规定，父母付费签证（143）费用近5万澳元一年，王慧夫妇两人就是10万。

这几乎就是夫妻二人“一辈子的积蓄”。王慧出发点很简单，就一个女儿，早晚都要在一起，“起码可以相互帮衬，要不怎么办？”

王慧外孙已读4年级，两年后即将升入中学，无需每天接送，“相互帮衬”更多就是女儿照顾逐渐年迈的父母。

如果说只需相互陪伴，普通的父母探亲签证就能满足相聚的需求；但要谈到相互帮扶，医疗和养老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唯有办理移民，父母才能在长期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获得国家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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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王慧并未对养老真正放心。“澳洲养老服务价格太贵，听说要上万澳元，我们的经济条件可能承受不了。”联想到未来，王慧连连摇头。

目前，澳大利亚的养老服务分为社区护理、退休社区以及院所式养老。均需要老人通过提交申请、评估身体及经济状况等一系列过程才能获得最终评级和价格。

CASS华人服务社Robin解释，评估等待时间从数月到一年不等，费用并没统一标准。在澳大利亚高龄服务介绍中，明确写着“不会因经济情况无法养老”。然而，如果要选择有政府背景，有中文的养老服务，“僧多粥少”的现状依旧无法满足当下需求，而私立养老院更是遥不可及。Robin透露，一些机构每月高达6000澳币左右。

王慧打算趁能动，在澳洲享受三代同堂的幸福生活，当真走不动的那天，“还是回国吧，别给孩子增添负担”。

当记者问，“您觉得这是一种牺牲吗？”

王慧沉默了近10秒，才一抬头，“是啊，但中国的家庭不都是这样吗？”

最理想方案？随时回国陪伴

2016年澳大利亚统计局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澳华裔人口已突破121万，出生在中国大陆的人口约50万人；25到44岁的群体达20万，其中作为独生子女一代，25-34岁的人近14万人，成为所有年龄段中占比最多的群体，达27.3%。

尽管无法再长久生活在一起，在未来养老层面，艾丽甚至有些庆幸父母回国的决定。

在国内，父母养老金足够应付生活和就医，她多年的人脉资源还能“在关键时刻起作用”。可在澳洲，医疗系统漫长的等待加之高昂的人工护理费让人望而却步，而主流养老院也不会成为父母最佳选择。

华人家庭观念里，团聚是血脉亲情的需求，是家庭圆满的象征。这场跨国团聚过程中，移民政策、父母意愿、经济实力、文化冲突、养老困境等诸多问题相互交织，形成一张密密麻麻的网，挡在子女与父母之间。

每每想到悬而未定的移民计划，樵妹就感到不安和愧疚。过去每年回国一次的她决定今年开始增加到两次，“尽可能多一点时间和他们在一起。”

樵妹目前认为最理想的方案是，当父母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回国陪伴。

而小麦的意愿很明确，铆足劲赚钱，每天从早9点忙到晚8点，“为自己大可不必这么拼，可为了妈妈将来能到澳洲生活，我需要积累资本。”

小麦内心知道，既然选择出国这条路，一定会付出代价，“不过我相信妈妈总有点头的那一天，总有一天让我感觉澳洲也有我的家。”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