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丁格尔的玫瑰图改变了什么？
“ 在数据可视化的发展史上，19 世纪英国护士和统计学家弗罗伦斯·南丁格尔其实是一位开创先河的人物，她发明了玫瑰图，用来表示军队医院季节性的死亡率，从而改变了当时包括维多利亚女王在内的高层人士的认知，导致他们做出医事改革的决策。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篇南丁格尔研究专家、曾是两家美国战略管理咨询公司创始人的 Hugh Small 的文章，来了解这张图的专业价值和历史意义。”
你们看到的这个图表，被称为玫瑰图（Rose Diagram），或鸡冠花（Coxcomb），或楔形（Wedges）。它是弗罗伦斯·南丁格尔发明的。这篇文章想探讨的是把这张图放到文本和政治背景中，去看南丁格尔做对了什么。
玫瑰图完全服务于信息
为什么南丁格尔不做一个像下面这样的柱状图来表达呢？
许多人认为，柱状图会使数据更加清晰，果真如此吗？
开始研究她战后（指的是争夺巴尔干的著名国际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的观点以来，我把她的数据做成了柱状图形式。一位图形专家告诉我，统计图形的第一条规则是“时间序列数据应该以从左到右的水平轴上运行的时间来表示”，玫瑰图显然违背了这条规则。但是，当我用这种格式重新绘制她的图表时，会发现传达不了同样的信息。
我的图形导师是一位数据专家，但在管理咨询领域，人们倾向于使用图形来呈现信息，而非数据，第零条规则是“你的图形应该支持信息，全部信息，只有信息”。
流行病导致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
那么南丁格尔想要支持的是什么信息呢？她在《英国军队卫生史之战》（Contribution to the Sanitary History of the British Army ，1859）中首次发表了著名的玫瑰图，里面的文本不像玫瑰图那样为人所知。在正文中，包含了下面两个关键段落:
① “现在让我们来搞清楚，为什么我们高贵的军队在东方几乎全军覆没？与此同时，我们也将搞清楚，人类中数以亿计的个体是如何死于瘟疫的。”
②“（英格兰首席医疗官约翰•西蒙先生）已经断言过，几种重大传染病造成的巨大死亡率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
这两条，其一是表明她想用她叫做“斯库塔里实验”的结果来拯救英国和世界各地数百万人的生命。其二是表明英国首席医疗官约翰·西蒙（John Simon）在阻碍她完成这项任务。
南丁格尔想用玫瑰图来说服人们，首席医疗官错了，流行病导致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她将用她的证据来说明战争期间因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回过来，看看我为了“改善”南丁格尔图表而画的柱状图，它在支持南丁格尔的“卫生”信息上有什么问题呢？缺点有三：
① 这场战争正好持续了两年，卫生委员会到来、死亡率下降的分割点处于中间，她想要 对这两年进行比较，以显示出“之前和之后”的情况，但柱状图只能简单地将每个月与前后几个月进行对比，很明显，对的方式是用某种方式把两年分开；
② 柱状图不仅模糊了年份之间的对比，也模糊了季节之间的对比，你必须在横轴上寻找月份，对此正确的做法是，在把两个年份分开之后，还要把它们排在一起。
③ 第一个 1 月的死亡率高得惊人（一个月内就有大批士兵阵亡），这给人造成印象“温特将军”（意思为寒冬）才是罪魁祸首，或者至少转移了读者去注意“之前和之后”的意图。对此，她的解决方式是通过平方根转换，即以面积来减弱月与月之间的变化。
——林火火
如下这张图中，蓝色区域与红色区域的面积之比始终为 4 比 9。左边使用的是矩形柱，红色柱高度为蓝色柱的两倍多。中间使用的正方形柱不再强调极端值，但这样就会很难把两年的数据列在一起，因为 x 轴上时间间隔会发生变化。而她的解决方式是启用右边的楔子形，为每年做一个圆 x 轴。（顺便说一下，我核对了原始数据表，是面积与死亡率成正比，尽管有些评论家误以为是半径和死亡率成正比）。
为什么她不遵守时间应该从左到右的规则，而把第一年安排在右边呢？我认为这可能和印制限制有关。如果你想让时间从左到右，让每年的月份顺时针排列，用虚线把两年连起来，那就必须把玫瑰图旋转 180 度。我唯一会提出的改进之处就是，用图表上方的标题更有力地概括信息，使用诸如“我们能控制流行病”这种文本。
这就是为什么她需要做成玫瑰图的原因：在无干扰境况下传达“之前和之后”的信息对比。
南丁格尔改变了世界
如今看来，1858 年的南丁格尔是在夸大首席医疗官的无知吗？史料认为，她在 1854 至 1855 年间赢得了这场卫生之战的胜利。
那么，约翰·西蒙在战后说我们无法控制肆虐英国并杀死半数龄前城市儿童的流行病，这怎么可能是真的？首席医疗官掌控着国家公共卫生战略和资金，他如何会犯这么大的错误？我查了约翰·西蒙的话，把它和南丁格尔指责他时说的话作了比较。
大家最容易找到约翰·西蒙论文的地方是他 1887 年出版的文集。1858 年的记录也在其中，上面写道：“进一步来讲，某种程度上，（我强调）每一个文明国家人们早夭的原因是其当前（迅速传播）的传染病。”
好吧，这不同于南丁格尔所指责的他的说辞（“几乎不可避免”），坚持认为并非所有流行病死亡都可避免的观点，很难被判定是错误的。但我挖出了西蒙 1858 年发表的那篇罕见的论文原文，发现他当时写的其实是：“实际上，在每个文明国家，早夭另一个不可避免的原因是当下的传染病威胁。”这才是为什么南丁格尔的声明里认定他说过对猩红热带来的死亡是无能为力的这种话。及至 1887 年，他知道自己犯了错，于是修改了记录。南丁格尔在西蒙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与他针锋相对，并阻止他将公共卫生项目的资金用于科学研究。
我想我已经讲明了，玫瑰图不仅仅是一种来表明战争中死于疾病的人比死于创伤的人多的漂亮方式。这是一幅指导性的图表，呼吁在卫生方面投入支出，和英国首席医疗官刚刚发布的建议对着干。
西蒙在 1887 年实际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我认为这是场南丁格尔小姐完胜的比赛。最终得分，或者说结果是什么呢？
众所周知，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预期寿命增加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卫生革命。没有多少人曾意识到，几十年过去了，工业革命使得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人们的预期寿命却裹足不前，（直到卫生革命之后才发生改变）。曲线图上突然出现的上升趋势有时被称为曲棍球杆，这种形态在经济复苏的乐观预测中很常见，但实践中却很少出现。William Farr 发明的寿命图表让我们可以绘制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并逐年观察这一趋势。
我自说自话称这幅画表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曲棍球杆。
我知道你看到以后会说，相关非因果，而且在世纪中叶左右随便就能搞一个曲棍球杆，趋势线不代表数据。事实上这些数据是从 William Farr 的寿命图表中截取的，只是模型而已。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说明的转变，因为大多数人都看到了图表的上升部分，但我从未见到过平坦的部分。
1858 年她与西蒙的争执是卫生革命中最重要的战役，或许是整个世纪中最重要的战役之一，但却没有得到太多关注。只有西蒙的传记作者和 F B Smith 提起过，而他们都把她描绘成一个拖了医学进步后腿的怪人，两人也都没有审视这场争论，以看清是非，去搞清西蒙到底说了什么。而她的偏执古怪形象又被 1920 年出版的《国家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加强了，其中有段话重复了 E T Cook 早先的说法，即她在 1854 年至 1855 年间让所有人都相信了卫生系统的救生作用。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她在战后坚持不懈地斗争，根本是多此一举。
《国家传记辞典》中写道：“1855 年 2 月，死亡率上升到 42%。在南丁格尔小姐的一再恳求下，内政部命令斯库塔里的卫生专员立即进行卫生改革。然后死亡率迅速下降，直到 6 月份降至 2%。
这段描述不仅应该被遗忘，还应该遭到谴责，它掩盖了一位女性作为 19 世纪重要政治家的成就，长达一世纪之久。因为这让她后来的斗争显得毫无意义，就像 Lytton Strachey 所坚持认为的那样，她只是在哗然炫耀她本应提前取得的胜利。《新牛津国家传记词典》（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也并没有弥补这一缺憾，只是将她描述为“军队医学和护理组织的改革者”。在她的词条中，甚至没提到 William Farr 和 Edwin Chadwick，这两位国家人物是她在卫生革命中的主要合作者。
一个人可以改变世界，但世界需要很长时间才知道去赏识。
排版：Ruiying
题图来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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