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在家演唱会：一把稳赢不输的好牌，是怎么被打烂的？

全程没有高潮的线上群星演唱会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没有成为当代的Live Aid。作为演唱会，它是不合格的，因为缺少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激情；但是作为一场团结全球的行动，它也许是合格的，尤其对于欧美观众来说，的确可以起到共情和劝阻的作用。疫情让生活停摆，音乐依旧可以让人心凝聚。

文/甄晃

编辑/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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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4月19日上午10点，8个小时的音乐马拉松，以郎朗伴奏，席琳・迪翁、安德烈・波切利、“传奇哥”和Lady Gaga合作的《The Prayer》终结。这场在宣传阶段就被赋予Live Aid2.0期望的音乐会，凝聚了欧美乐坛的一线明星，还有知名演员和社会名流客串，就连出镜的中国面孔，也是郎朗、张学友、陈奕迅这样的实力派。

然而，长达八个小时的“直播”更像超长表演视频合集，穿插着煽情的防疫资讯，医学专家空洞的打气。观感上也不美好。比莉・艾利什穿着卫衣，比利・乔・阿姆斯特朗连标志性的眼线都没有画，许多人的头发看起来有些油腻，真实地展现了在家隔离的状态。

没有体育场内万人狂欢需要用高压水枪降温的热情，沸腾的呐喊、挥舞的旗帜变成了快速刷屏的评论，来自世界各地的网友一边汇报着自己所处的时区，一边盼望着心爱的歌手快点出来。

或许是在家隔离的原因，《纽约邮报》称，这次演唱会提供的能量，还赶不上1985年Live Aid的一半。

35年前的Live Aid是什么画面？ 是温布利球场终场表演时，威猛乐队（Wham!）的乔治・迈克尔（George Michael）、U2的波诺（Bono）、皇后（Queen）的弗雷迪・莫库里（Freddie Mercury）等几十位大佬歪着头凑在一个话筒前，一人抢一句的热闹。

是通讯技术大不如今的80年代，14个卫星向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的15亿观众，实时转播David Bowie（大卫・鲍伊）发梢的颤动，Mick Jagger（米克・贾格尔）风骚的走位与飞舞的衣角。

名不见经传的爱尔兰歌手鲍勃・盖尔多夫（Bob Geldof）用三周时间组织了那样一场盛会，旨在为爆发饥荒的埃塞俄比亚募捐。聚集在两个主会场的162000名观众造就了封神的皇后乐队，见证了初出茅庐的麦当娜与U2。

全球处在同一种狂热情绪中。疯狂如菲尔・柯林斯（Phil Collins）在温布利球场唱罢，跳上直升机直奔希思罗机场，飞跃五个时区，空降费城肯尼迪体育场和临时拼凑的齐柏林飞艇（Led Zeppelin）成员继续躁。有意思的是，他还在飞机上偶遇了歌手雪儿（Cher）并成功说服后者加入演出。

Live Aid成为一代人理想主义的启蒙与记忆，在过去的35年被反复提起。直到One World：together at home的宣传出炉，大家惊呼，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Live Aid终于要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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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线上演唱会上的歌曲是动听的，美妙的，但是在线拼盘的形式，无可避免地让这次活动缺少真正振奋人心的名场面。更重要的是，One World 与Live Aid最根本的不同，是精神气质上的不同。这次，歌手不约而同选了温柔舒缓的歌曲，适合手捧蜡烛歌唱，似乎要安抚人们的灵魂。然而此时人们最需要的，并不是这些。

1985的Live Aid现场，费城肯尼迪体育馆内，民谣歌手琼・贝兹（Joan Baez）站在台上，向着台下欢呼雀跃的9万名观众感慨“这是你们的伍德斯托克”――意指1969年在美国举办的伍德斯托克摇滚音乐节，阵容庞大，盛况空前，被称为“改变摇滚历史的50个时刻之一”。

若干年后，Live Aid本身就成了被参照的对象。从上世纪80年代到千禧年间，类似Live Aid的慈善义演上演了一场又一场。

鲍勃・迪伦（Bob Dylan）曾在Live Aid表演时发出感慨：如果能拿出这场义演募捐款项的一部分，来帮助背负贷款压力的农民，或许会很棒。此举遭到组织者鲍勃・盖尔多夫（Bob Geldof）的强烈抨击，他斥责Bob Dylan压根没有理解什么是Live Aid ：“谋生压力和生存压力完全是两码事”。但Bob Dylan的发散思维的确促成了后来农业援助慈善组织Farm Aid的建立。1985年9月，Farm Aid也举行了演唱会，筹得资金超过900万美元。

此后还有反种族歧视、反战、反血汗工厂、追求公平贸易、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等各种主题的大型义演。Live Aid只是一个开始，打通了音乐介入政治议题的渠道。但就像是一次伟大事件后的无数次回响，后续的各种盛会再难复刻Live Aid的辉煌。

威猛乐队（Wham!）成员乔治・迈克尔（George Michael）曾在媒体上公开呼吁，不要再尝试为Live Aid造续集。在他看来，新一代年轻艺人缺乏足够的政治素养与原创能力，甚至不够分量做一首真正有意义的反战音乐。

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也被拿来与Live Aid做比较。Live Aid的组织者鲍勃・盖尔多夫不久前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说：35年过去，互联网早已改变了人际互动的方式，加剧了个人主义的发展，因此像Live Aid这样的活动不可能在当代重演。“但是这并不妨碍你为光明的消逝而愤怒，你总要承认，每代人都会失败，但有些人的失败也是壮观的。”

这场线上慈善演唱会的幕后“推手”德克兰・凯利（Declan Kelly）同样是爱尔兰人――但不是爱尔兰音乐人，而是爱尔兰商人。他是这次线上演唱会主办方Global Citizen慈善董事会的一员，也是这次演出的执行制片人。

Lady Gaga过去曾参与过Global Citizen的筹款活动。凯利给她打电话咨询如何举办一场音乐会时，发现患有纤维肌痛的她，是新冠病毒的易感人群，正在家自我隔离。因此，Lady Gaga立刻加入了这场线上演唱会的组织工作。

于是有了“Lady gaga亲自致电60多位集团高层，一周内共筹集了3500万美元善款”的故事，也有了她召集一众大牌歌手共襄盛举的佳话。

其实，即使没有这次演唱会，音乐人也没有缺席抗疫行动。

持续的疫情重创了音乐行业。被誉为“全球最大演唱会推手”的票务公司Live Nation近几个月以来市值大幅缩水，据其公布的数据显示，仅在美国就有超过8000场线下音乐活动受到影响。这对音乐人来说是一段糟糕的“待业”期，巡演被迫中断、唱片录制延后。但在社交平台，他们依旧活跃，积极地用作为公众人物的影响力宣传防疫知识。

一体共和（One Republic）乐队主唱瑞恩・泰德（Ryan Tedder）先是驳斥了种族主义者的“中国病毒论”，直言“无论发源地在哪，这不是中国病毒，而是人类病毒”；随后又开直播制作热干面，以示对武汉的支持。

摇滚乐队克鲁小丑将《Home Sweet Home》重新改编为特别版《Stay Home Sweet Home》，号召人们减少外出。69岁的重金属乐队犹太祭司（Judas Priest）主唱Rob Halford感慨，“这是重金属摇滚圈团结的时刻”。在一段视频中，他戴着墨镜、身着标志性黑色皮衣、露出两只花臂，小心翼翼地用消毒水擦拭着自己的铆钉配件，用实际行动号召大家多洗手、勤消毒。

除此之外，还有五花八门的线上演唱会。皇后乐队吉他手Brian May甚至在ins上开启了线上吉他教学课程。

更重要的是，在疫情肆虐全球，焦虑、恐慌情绪蔓延的时刻，音乐仍然在振奋精神、抚慰人心。

在意大利米兰，61岁的盲人歌手安德烈・波切利身着黑色西装，站在米兰大教堂前，面对空无一人的广场，唱起圣诗《奇异恩典》。超过280万观众在线上实时观看了这场名为“Music for Hope ”的无人音乐会，刷新了YouTube在线直播音乐会的新纪录。

美国纽约皇后区的一家医院里，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推着两名正准备出院的新冠肺炎治愈者走过长廊。空气中满是消毒水味，欢呼与掌声夹道而来，广播里播放着旅程乐队（Journey）的经典名曲《不要放弃信念》。这已经成了医院的一种仪式，每当有治愈者出院时，这首歌都会响起。

3月20日，欧洲超过30个国家的183个电台，同时播放了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的队歌《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项活动由荷兰的一家电台发起，得到各方响应，听众录制并上传自己的演唱视频：有的人穿着睡衣宅在家里，有的人穿着制服在出勤的警车里。疫情让生活停摆，音乐依旧可以让人心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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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World慈善音乐会最终募得1.279亿美元，募款对象主要是大企业家和慈善家。正如Lady Gaga在前期宣传时所说，“此次慈善音乐会并不是传统的电视筹款节目，我们会在演出开始前筹集到资金。当你在家看演出直播时，请将钱包、信用卡扔到一边，尽情享受演出。”

无论呈现形式，一场巨星云集的大型演唱会总能赚足流量，对相关议题的曝光度远大于政客的闭门会议。

可是狂欢过后呢？

Live Aid有明确的募捐目标，演出全程BBC配置了300条电话线，与此同时以每20分钟一次的频率滚动播出汇款地址。更不用提性格火爆的鲍勃・盖尔多夫，还会时不时跳出来飙脏话催款。美国电话中心一度在70万个认捐电话同时打入时崩溃。最后筹得资金约2.45亿美元。

但这笔钱的后续落地存在争议。有公益组织指责Live Aid的部分善款落入埃塞俄比亚内战分子手中，用于采购军备产品而非粮食。

参与Live Aid演唱会的明星，有的还多了社会活动家的头衔。他们脱下舞台上炫酷的服装，穿上西装打好领结，为自己关心的议题奔走呼吁。

Live Aid结束后，爱尔兰乐队U2的主唱波诺（Bono）带着妻子去埃塞俄比亚当了六周的志愿者。他直言不讳地在《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在会议室里和政客的谈判，可能比在数万人的体育馆中演唱更有效。”

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致力于抗击艾滋病的公益活动。在皇后乐队主唱弗雷迪・莫库里因为艾滋病去世后，埃尔顿・约翰成立了专项基金会。他带着标志性的彩色眼镜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偶尔为《卫报》写写专栏，呼吁反歧视、多元与包容。

作为前披头士乐队成员、英国乐坛的元老级人物，保罗・麦卡特尼的露面总能赋予整场演出更多的“正统感”。他也一直在为反战、反贫困、动物保护等事件献声。One World表演开始前，主持人吉米・法伦(Jimmy Fallon)介绍他是“世界范围内象征着爱与和平的偶像”。保罗说起自己母亲就是护士，随后弹唱了《Lady Madonna》送给医护人员。这首歌和1985年Live Aid上他演唱的《Let it be》一样，都属于披头士的辉煌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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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冷知识是，尽管1985年的爱尔兰正处于严重的经济衰退中，但却是Live Aid中人均捐款最多的国家。

彼时观众们对非洲大陆只拥有遥远的想象，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休戚与共慷慨解囊。但在今天，当One World涉及的疫情话题与每一位观众切身相关时，大家的反应似乎不再那么温情。

关于疫情的报道下，人们能看到各种地域歧视、种族主义者的妄语。就在演唱会筹备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宣布停止资助世界卫生组织。

这场One World的出现，像是一次复盘的契机。35年后，不会有谁记得这次One World演唱会，但是together at home也许会成为一段神奇的、全球性的共同记忆。

作为演唱会，它可以说是不合格的，因为缺少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激情；但是作为一场团结全球的行动，它也许是合格的，尤其对于欧美观众来说，的确可以起到共情和劝阻的作用。 不过，我们仍然应该为此欢呼，庆幸还有人以积极姿态组织了这场活动，让人看到向上向好的力量。更主要的是，正是这场演唱会，将人们从庸庸碌碌的日常生活中唤醒，开始思考那个与每个人切身相关的问题： 35年过去了，世界变得更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