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的正确打开方式｜大象公会

他是一个世故的维也纳绅士。为了一个环城大道上的可爱女工花上几千克朗，为了一个好朋友花上一两万克朗，这都没什么。但如果再多那就不对了。

其实，只要联系到他的生平、他所置身其间的那个时代，这个矛盾就很容易理解了。茨威格对二十世纪的敏锐和对十九世纪的一厢情愿，其实都是他这样一个生活在两个世纪之间的「欧洲人」的必然表现。

从成长年代看，茨威格1881年出生，1914年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已经三十多岁了；从所属阶层看，他是一个维也纳资产阶级，茨威格说他父亲不是维也纳的第一流大财主，但这估计是跟哈布斯堡的大公们比，他也说过他父亲觉得自己的生活建立在磐石之上；另外，他还是一个德意志化的犹太人。

综合以上这三点，其实我们困惑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茨威格很聪明，而他受的教育和他所置身其间的那个维也纳中上层市民社会，都决定了他的生活方式和看待世界的态度。

他本人就是一个圆滑、聪明而且世故的人。他或许容易动感情，甚至有些时候有点母性，比如他对约瑟夫-罗特就表现出一种母亲般的爱。但他从来都不傻，他知道自己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

比如说，在奥斯坦德的时候，他会带着罗特一起吃一起喝，还会替罗特付账。罗特穷困潦倒的时候他会给罗特钱。他甚至希望罗特戒酒，给罗特联系写作的工作。这是他身上容易动感情的、母性的那一面。

但假如他发现罗特是不可能真正戒酒的，罗特写的东西至少在短期内已经没有市场了，他救不了罗特了，至少不花大价钱，他是救不了罗特了的时候，他就松开手了。

当罗特真的死了的时候，他会伤心，他会给罗特写哀婉的悼文。他会情真意切地痛惜罗特的死，也痛惜他自己的命运。但他不会做错事。不会把罗特带到伦敦，不会把他养起来，因为这么做不对。

这个时候，茨威格还是他父亲的儿子，一个世故的维也纳绅士。为了一个环城大道上的可爱女工花上几千克朗，为了一个好朋友花上一两万克朗，这都没什么。但如果再多那就不对了。

在这一点上施尼茨勒也好，茨威格也好，其实都一样。

这也是维也纳作家和巴黎作家的区别所在。

巴黎浪漫派里有些人是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比如泰奥菲尔-戈迪耶就是典型，他年轻的时候身上揣满了稿子，有他自己的，也有雨果的还有巴尔扎克的。当他看出巴尔扎克的才能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赞美巴尔扎克。当他注意到小字辈波德莱尔的时候，他又是第一批认为波德莱尔是天才的人。

原因很简单，因为戈迪耶发自内心地相信艺术家、作家、诗人是一个特殊的阶级，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总有一天会在属于诗人的英灵殿里重聚。所以他们活着就应该彼此相认，同时为了彼此相认他们应该蔑视凡俗的生活，尤其是蔑视可笑的布尔乔亚。

但也有些人不是这样，他们内心深处既有诗人的灵感，也有把这种灵感当成工作的职业素养，比如缪塞就曾经讥笑前女友乔治桑：「无论刮风下雨，总要写满四页纸！」

这两种人分别代表着作家的两种自我意识。一种是把自己看作人间的神灵，他的诗歌、他笔下的人物和他自己应该是同一的。拜伦就该是恰尔德-哈罗尔德，莱蒙托夫就应该是毕巧林。缪塞在这方面更直白，他的《世纪儿的忏悔》的男主角干脆就叫「我！」

而另一种自我定位则把诗人看作是一种职业，一门手艺，类似当代流行语说的「作家不能等有了灵感才写作，就好像性工作者不能有了欲望才上班」。

在巴黎那种环境里，艺术家更容易成为第一类人。因为巴黎的环境鼓励一个人去反抗世俗的生活，尤其是鼓励大家去践踏资产阶级道德。

而维也纳刚好相反，艺术家是一个体面的职业，是一门可以安身立命的手艺。资产阶级对艺术家眉开眼笑打开钱包，艺术家也就默许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所以，一个法国银行家的儿子保罗-塞尚跟他爸爸说「爸我想画画！」他爸回答「滚！」一个维也纳银行家的儿子霍夫曼施塔尔跟他爸说「爸我想写诗！」他爸回答「好啊！」

同时，茨威格的家族是凭自己的能耐改变命运的犹太人。他父亲靠经营为自己争得了一个体面的地位。

茨威格本人虽然遇上了翻天覆地的灾难，亲眼看到了两个中欧大君主国的灭亡，但他依然凭借自己的能耐，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和生活水平，甚至还趁着帝国崩溃的时机，买下了萨尔茨堡附近的城堡。

所以，茨威格是凭本事在大灾难的时代逆潮流而动的赢家。当很多人失去了自己的财富和地位的时候，他没有。

所以，虽然他敏感纤细，感受力超过普通人，而且他还怀着一种文人的道德心，但从内心深处，他并不仇恨资本主义，他也不仇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资产阶级。

因此当他看着自己的世界逐渐走向土崩瓦解的时候，他写下那些忧伤的文字，但所有这些文字你都应该结合茨威格的形象去理解。那是一个在帝国之都长大的体面作家，看着自己的世界土崩瓦解的时候的哀叹。

他亲身体验过旧帝国的美好，却没怎么体验过旧帝国的不好。1914年夏天宣战前夕，茨威格在比利时的奥斯坦德，他跟担心战争的比利时人说「你们是中立国，谁会入侵你们？德国和奥匈帝国都是文明国家！你们放心，要是德国入侵了你们，你们就把我吊在路灯上！」

当他乘最后几班列车离开比利时的时候，他看到德国的运兵车行驶在对面的铁轨上。那一刻，他意识到他的世界有些东西是不真实的，但这种感受没能持续太久。

正因为茨威格的观念、行为方式、对世界的看法都是在旧帝国之下形成的，他还逆势上扬，在帝国崩溃的灾难里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和财富，所以他很难真正去反思自己曾经拥有的那个国家。

这就解释了，他为什么对人性抱有一种近乎天真的信念。因为对他来说，1914年以前的维也纳是生活，1918年以后的维也纳是噩梦。

从1914年以前的世界成长起来的他聪明圆滑，懂得该怎么做人，所以他对很多东西显得过分冷静和挑剔。也正因为他把1918年以后的生活看作是噩梦，他才坚信曾经的帝国时代的生活是真实的。

像他这样的人其实历史上还有很多。比如瘸子塔列朗就是一个冷静、狡猾、聪明的人，但他也发自内心地怀念1789年以前的世界，即使那个世界其实对他并不好，因为1789年以后的世界太疯狂了。

即使身处可怕的梦境，也依然要保持着冷静和聪明，保持着一副世故的姿态，就是对茨威格和塔列朗的这种心态的最好概括。

事实上，这还不是茨威格一个人的态度。整整一代中欧人大多都持这种心态。不少电影对此刻画很深，比如《阳光情人》、《我曾经伺候过英国国王》或者《布达佩斯大饭店》。

这些作品表现出那些大君主国最后时光里的人的普遍观念，那就是对旧帝国的一种抑制不住的怀念。

他们随着旧帝国的终结而失去了祖国，既不是德意志人也不是捷克人，1938年以后甚至连奥地利人也不再是了。对这些「被迫的欧洲人」来说，二十世纪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可怕噩梦，旧帝国那种温文尔雅的生活才是真实的。

毕竟要他们相信，1933年以后的那个中欧才是人类世界的本来面目，未免太残酷了。

（责任编辑：Aim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