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比尔盖茨“后悔”的事：与爱泼斯坦说不清的联系

根据十几位熟悉这段关系的人士描述，事实上，从2011年开始，,盖茨曾“无数次”会见了爱泼斯坦，其中在爱泼斯坦的联排别墅中至少见过3次，甚至曾与在他那儿呆到深夜。上述信息在《纽约时报》审查的文件信息中也可找到证据。

盖茨基金会的员工也多次拜访爱泼斯坦的豪宅。爱泼斯坦还与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及摩根大通就一项拟议中的数十亿美元慈善基金进行了交谈，这项安排有可能为爱泼斯坦带来巨额费用。

此外，盖茨对爱泼斯坦也是赞赏有加。盖茨在2011年与爱泼斯坦第一次见面后给自己的同事们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他的生活方式与众不同，令人着迷。尽管对我来说行不通，但有点耐人寻味。”

盖茨的发言人布瑞吉特·阿诺德（Bridgitt Arnold）说，他“指的只是爱泼斯坦住所的独特装饰风格，以及爱泼斯坦自发地把熟人请到家里来见盖茨的习惯。”

她认为：“这绝不是要表达一种兴趣或认可。”

爱泼斯坦就这样不断地与名流结交关系。他用金钱和接近其他有权势的名人作为诱饵来吸引他们，以至于许多人都忽略了他在不当性行为上的坏名声。正如滚雪球一般，当周围的名流越多，也就有更多的人想要靠近他的圈子。

众所周知，盖茨创办的510亿美元的盖茨基金会一直致力于倡导年轻女性的幸福。然而，在盖茨和爱泼斯坦初次见面时，爱泼斯坦就因未成年人卖淫而入狱，并被登记为性犯罪者。

对此，盖茨发言人通过电子邮件向CNET发出了一项声明，申明盖茨多次与爱泼斯坦等人会面，讨论慈善事业及其基金会慈善捐赠的工作。”这名发言人重申，尽管爱泼斯坦“积极与盖茨取得联系”，但盖茨与爱泼斯坦之间没有商业伙伴关系或个人友谊。“盖茨从未与爱泼斯坦有过交际往来或与他一起参加聚会。”

声明还称：“很明显，爱泼斯坦歪曲了他与盖茨会面的性质，同时还试图在盖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自己安插入幕后。”“随着时间的流逝，盖茨和他的团队意识到爱泼斯坦的能力和想法是不合法的，随后与爱泼斯坦的所有联系都被中断了。”

盖茨对与爱泼斯坦会面感到后悔，该发言人补充说：“盖茨意识到，爱泼斯坦与慈善事业有关的想法为爱泼斯坦提供了一个不当的平台，与盖茨的个人价值观和基金会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在此过程中，盖茨核心圈子的两名成员——波利斯·尼科里克（Boris Nikolic）和米兰妮-沃克（Melanie Walke）——与爱泼斯坦关系密切，有时充当两人之间的中间人。

1992年，沃克在德克萨斯大学毕业6个月后认识了爱泼斯坦。据沃克说，爱泼斯坦曾是维多利亚的秘密的所有者维克斯纳（Wexner）的顾问，他告诉沃克，他可以为她安排一个模特试镜。后来她搬到纽约，住在爱泼斯坦位于曼哈顿的公寓楼里。她说，她从医学院毕业后，爱泼斯坦于1998年聘用她为科学顾问。

沃克后来会见了微软高级执行官史蒂文·辛诺夫斯基(Steven Sinofsky)，后者后来出任了微软Windows部门的总裁。于是沃克搬到了西雅图，与他住在一起。2006年，她以高级项目官员的头衔加入了盖茨基金会。

在基金会上，沃克结识了尼科里克，并和他成为了朋友。尼科里克出生于现在的克罗地亚，曾在哈佛医学院担任该基金会的科学顾问。此前，尼科里克和盖茨经常一起旅行和社交。

另一方面，沃克一直与爱泼斯坦保持着密切联系，她把他介绍给尼科里克，然后两人很快便熟识起来。

据悉，2011年1月31日晚，爱泼斯坦和盖茨于在上东区爱泼斯坦的别墅首次见面。曾和爱泼斯坦约过的前瑞典小姐伊娃·安德森-杜宾（Eva Andersson-Dubin）博士和她15岁的女儿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杜宾的丈夫、对冲基金亿万富翁格伦·杜宾（Glenn Dubin）既是爱泼斯坦的朋友也是商业伙伴，杜宾夫妇对此不予置评。）

盖茨的发言人阿诺德称，这次聚会从8点开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爱泼斯坦随后在给朋友和同事的电子邮件中甚至还吹嘘了这次会面，并在一封信中写道：“比尔很棒”。

盖茨先生则称赞爱泼斯坦的魅力和智慧。第二天，他给同事发邮件说：“一位非常有魅力的瑞典女士和她的女儿顺道来访，我在那里呆了很长时间。”

不久，盖茨先生又见到了爱泼斯坦。在加州长滩举行的一次TED会议上，与会者发现两人正在私下交谈。

据有关会议的电子邮件和《泰晤士报》刊登的一张照片显示，那年春天，大约是2011年5月3日，盖茨再次造访爱泼斯坦位于纽约的豪宅。

那张照片是在爱泼斯坦大理石装饰的门厅里拍摄的，照片中，爱泼斯坦穿着一双蓝金色的拖鞋、一件印有美国国旗的羊毛衫，身旁簇拥着一群名人。站在他右边的是时任摩根大通高管的詹姆斯·史泰利（James E. Staley）和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站在他左边的是尼科里克和盖茨，他们面带微笑，穿着灰色的休闲裤和海军蓝的毛衣。

当时，盖茨基金会和摩根大通正联手创建全球健康投资基金。该基金会的宗师是：“为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提供机会，为有可能拯救低收入国家数百万人生命的全球卫生技术提供资金”。

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随着该基金的细节被敲定，爱泼斯坦通过史泰利告知摩根大通的相关人士，表示希望加入讨论。据悉，爱泼斯坦是摩根大通的一位重要客户，他在摩根大通拥有数百万美元的账户，并推荐了一批富豪也成为该公司的客户。

爱泼斯坦向摩根大通高层（包括史泰利和盖茨的顾问尼科里克），提出了设立单独慈善基金的想法。据五名参与谈判的人士透露，他设想成立一个庞大的基金，由盖茨基金会的资金作为种子，借此支持世界各地的医疗项目。除了盖茨的钱，爱泼斯坦还计划从他的那些有钱朋友那里募集捐款，此外还包括一些摩根大通的有钱客户。

爱泼斯坦的算盘当然是要从中受益。据一位看到这项提议的人说，他传阅了一份长达四页的提案，其中包括一项提议，即无论他筹集到多少资金，都要给他支付0.3%的报酬。例如，如果爱泼斯坦筹集了100亿美元，那么这笔佣金费用将达到3000万美元。

阿诺德说，盖茨先生和慈善基金会不知道爱泼斯坦一直在索要佣金报酬。她说，爱泼斯坦“确实向比尔·盖茨先生和后来的基金会官员提出了一些想法，他承诺将拿出数千亿美元用于全球与卫生相关的工作。”

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2011年底，在盖茨的指示下，基金会派了一个团队前往爱泼斯坦的别墅，就慈善筹款进行了初步讨论。其中两人称，爱泼斯坦告诉他的客人，如果他们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他们可能会断定他是个坏人，但他所做的事的严重程度甚至比不上“偷面包圈”。

一些盖茨慈善基金会的员工坦言，他们不知道爱泼斯坦的犯罪记录，但得知基金会正与一名性犯罪者合作，这让他们觉得很震惊，担心这事会严重损害基金会的声誉。

2012年初，盖茨慈善基金会的另一个团队在爱泼斯坦的官邸会见了他。他声称，他可以动用客户的数万亿美元资金，把这些钱投入拟议中的慈善基金。然而，这个数字太荒谬了，以至于他的来访者对爱泼斯坦的可信度产生了怀疑。

据媒体报道，盖茨和爱泼斯坦一直在见面，阿诺德不愿透露两人见过多少次面。

2013年3月，根据一份飞行清单，盖茨乘坐爱泼斯坦的飞机从新泽西州的泰特伯罗机场飞往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阿诺德说，盖茨自己拥有一台价值4000万美元的喷气式飞机，因此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爱泼斯坦的飞机。

六个月后，尼科里克和盖茨在纽约参加了一个与Schrödinger有关的会议，Schrödinger是一家制药软件公司，而盖茨在这家公司有大笔投资。阿诺德说，在那次访问中，爱泼斯坦和盖茨共进晚餐，讨论了盖茨基金会和慈善事业。

2014年10月，盖茨向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捐赠了200万美元。大学官员在内部电子邮件中称，这项礼物是由爱泼斯坦“指使”的。阿诺德说：“我们无意，也没有明确的要求，让爱泼斯坦以任何方式控制资金。”

不久之后，爱泼斯坦和盖茨之间的关系似乎已经冷却，与盖茨基金会讨论过的慈善基金也从未实现。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爱泼斯坦在2014年底向一位熟人抱怨，盖茨已停止与他交流。

然而，这段关系并没有完全断绝。据前基金会员工透露，至少有两名盖茨慈善基金会高级官员与爱泼斯坦保持联系，直到2017年底。

阿诺德说，盖茨慈善基金会不知道有任何这样的接触。她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盖茨先生和他的团队意识到爱泼斯坦的能力和想法是不合法的，因此所有与爱泼斯坦的联系都被中断了。”

在爱泼斯坦于8月10日在曼哈顿监狱牢房自缢身亡的前几天，他修改了遗嘱，并任命尼科里克为后备执行人，以防两名主要执行人中的一人无法执行遗嘱（尼科里克在法庭诉讼中拒绝担任遗嘱执行人）。

尼科里克目前正在经营一家风险投资公司，而盖茨是他的投资者之一。他说，爱泼斯坦遗嘱中的名字让他感到“震惊”。他在对《泰晤士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我非常后悔曾经见到爱泼斯坦。”

译者：小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