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最快乐的科技公司这3年的闹心事（一）

Google：最快乐的科技公司这3年的闹心事（二）

一、抗议禁穆令

2017年1月阳光明媚的某个星期一，下午2点半，约一千名Google员工开始从山景城公司总部涌入到主园区咖啡馆外的一个格调欢快的院子。那是一个像公园一样的地方，里面点缀着野餐桌和类似大型挑棍子游戏的遮荫架。他们当中很多人都举着手工制作的，用Google标志一样的幼儿园颜色写成的标语：“骄傲的伊朗裔美国Google人”，“就连内向的人也在这里”，当然少不了“不作恶！”

经过工作人员几轮的打CALL和呼吁之后，有人为即将发言的下一位演讲者调整了一下会场的麦克风。性格温和、身形瘦高的Sundar Pichai那时候已经担任了15个月Google CEO，他站在密集的人群当中临时清理出来的一小块空地上开始发言。他说：“在过去这24到48小时之内，我们一直都在非常努力地工作着。这一路走来的每一步都让我感受到了60000人背后的支持。”

确切地说，那一天是1月30日；是唐纳德·特朗普就任总统的第10天。彼时，第13769号行政命令（“禁穆令”）已经生效了73小时，导致滞留在美国机场的数百名游客陷入了困境。该公司“不作恶”的标志暂时针对的是一个显然的，明确无误的外部目标：白宫。

在全世界看来——Google，这个美国最强大、亲移民，并且看似进步的公司正在采取统一立场。但是，这种表面上的一致掩盖了高管的犹豫不决和焦虑。如果Pichai说的是在过去48小时之内，他已经被成千上万员工逼到了一个角落的话也许更切题。

刚开始进入特朗普时代的时候，Google的领导人迫切希望避免跟这个新政府对抗。该公司与奥巴马当局关系密切的历史让管理层觉得公司特别容易受到保守运动的影响（那些运动部分就是在Google自己的视频平台YouTube上面孵化的——是那些运动把特朗普抬进了白宫。当时Google母公司Alphabet执行主席Eric Schmidt曾是希拉里·克林顿竞选的顾问，2016年Google员工90％的政治捐赠都给了民主党。）Google负责公关厌恶风险的副总裁Kent Walker一直建议员工不要做任何可能惹恼史蒂夫·班农或Breitbart网站的事情。据一位知情的员工称，当1月27日下午旅行禁令被颁布时，Google高管一开始的希望是“装作没看见，任由事态发展”。

但Google自己员工的部落规定让这种鸵鸟政策几无可能得逞。创始人Larry Page和Sergey Brin从小接受蒙特梭利教育，90年代后期还是斯坦福大学研究生的他们在创建Google时，就设计了公司著名的开放文化，以促进自由思考。如果员工看到自己不同意的事情，他们“有义务提出异议”，并鼓励他们“把完整的自我带进”工作中，而不是将其政治和个人生活拒之门外。Google的疯狂之处就在于许多员工都遵守了这一规定。他们加入到成千上万个在线邮件列表，IndustryInfo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拥有超过30000名成员的大型论坛；还有Coffee Beans，一个讨论多元化的论坛；以及Poly-Discuss，上面列了践行多边恋（polyamorous）的Google员工名单。他们在内部员工版的Google+以及用来建立迷因并对其进行投票的内部工具Memegen上面不断发文。每逢周四，Google都会举办一场名为TGIF的全员大会，这场会议以其无任何限制的Q＆A 而闻名，而员工的确会非常有侵略性地向高管发起挑战。

谷歌的社会契约的另一个要素令所有那些分享过度和纷争成为可能。跟其他公司一样，Google也执行严格的政策，要求员工对公司业务保密。但对于Google员工来说，保密不仅仅是一条规矩，还是一次神圣的交易 - 让他们可以从领导层那里赢得开诚布公，并获得一个安全的空间，可以在内部论坛上畅所欲言，发泄自己的不满和分歧。

Google员工终于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已经把“不作恶”铭记于心了。众所周知，如果有人提出“等一下，这是不是作恶？”的话，高管的会议就会开不下去。对许多员工来说，这个道理不言自明：Facebook懦弱，Amazon暴力，苹果偷偷摸摸，微软保守古板，但Google真心向善。

旅行禁令颁布后，所有那些准则令Google的员工队伍倾巢而出。Memegen上面充斥着标题写着 “我们和你在一起”和“我们就是你”的图片。Google内部犹太裔和拉丁裔员工组成的亲密团体Jewglers and HOLA很快向Google内部的穆斯林团体发起声援。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有一个邮件列表的成员开始集思广益，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利用”Google的搜索结果来披露帮助移民的办法； 一些人提议公司应该干预“伊斯兰”、“穆斯林”或“伊朗”等关键字的搜索结果，因为结果表现出来的是“伊斯兰恐惧症式的带有算法偏见的结果”。（Google表示这些想法均未被被采纳。）周六，大概下午2点的时候，为伊朗裔Google员工服务的邮件列表的一名员工，提出了在山景城进行罢工的可能性。这名员工写道，“我想先看看会不会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坏主意。”在48小时之内，时间就已经被锁定，并且还设立了一个内部网站。

周末，员工也以市民的身份去进行了公开抗议。一些Google律师到在旧金山国际机场，为移民提供紧急服务; 更多的员工参与了国际航站楼外的示威活动。但是，有一位Google员工还特别制作了全国性的新闻广播。星期六晚上，Sergey Brin在没有通知Google任何人的情况下出现在机场，加入示威人群。除了告诉福布斯说“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我是难民”之外，他没有向新闻界发表任何其他评论，并明确表示自己是以个人身份出现在那里的。

在员工的压力下，再加上Brin跑到机场来显示支持（这已经让公司要承担风险了），Google官方重新开始打起自己的小算盘。在那个周末期间，Google员工为争取移民权利的危机基金一共募捐了200万美元，后来公司也出了这个数。然后周一，到了在最后一刻时，Pichai 决定站出来对示威的员工讲话。

Pichai在简短的即席讲话中称，移民“是创立该公司的中坚力量。”他试图给自己的讲话注入一定程度的节制感，强调“跟全国各地的人接触和交流的重要性”。 但当他提到Brin现身机场时，他的员工爆发出了“Ser-gey ！Ser-gey ！Ser-gey ！”的阵阵欢呼声。Brin 终于从人群中挤身出来，手里拿着风衣，一边走向麦克风。他也回应了抗议者的担忧，但试图把这种热度降下来。他说：“我们需要聪明点，这意味着要引入看法不同的人。”当他说话时，新闻直升机从人群的头顶掠过。

不过，这几乎是Google高管跟员工最后一次就任何事情达成这样一个统一战线了。

随着特朗普时代的推移，Google在不断地抵挡着各种各样的外部攻击（不仅仅来自右翼）。2016年的总统大选及其余波引发了似乎来自各方对硅谷的强烈抵制。立法者和媒体开始意识到大型科技公司免费服务的的采掘性。而无意间把互联网引进给消费者监控的Google，作为全球信息的订购者，八款用户超过10亿的产品拥有者，知道自己成为目标是不可避免的。

但从很多方面来说，Google在此期间最令人烦恼的威胁却是来自公司内部。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里，公司将会一次次发现自己陷进了相同的处境：这股将近8000亿美元的行星力量似乎对自身左右翼的员工群体无能为力——因为他们可以将在意自身公众形象的公司扣为人质。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Google发现自己及其文化一系列新的政治、社会和商业要求已经产生了强烈的不适。要发明像Gmail、Earth和翻译这样的产品，你需要让你的天之骄子天马行空。但是，要想锁定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或扩张到令人垂涎的国外市场，就像Google越来越需要做的那样，你需要能够发号施令，并为客户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

《连线》为了撰写本文，跟47位Google当前或曾经的员工进行了交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要求匿名。这些人共同描述出来的Google，是内部对公司日益的不信任和幻想破灭，这种情绪跟公司外部愤怒咆哮形成了呼应。在那段时间里，Google永远都无法预料到会发生什么样的冲突。比方说，在抗议旅行禁令的罢工之后，该公司的领导人预计会出现最糟糕的情况将来自华盛顿。一位前高管说：“我知道我们正朝着某个方向滚雪球。我以为特朗普会在媒体上向我们喊话。但没想到会有人写备忘录。”

2017年1月30日，约千名Google员工在公司总部外抗议，谴责特朗普总统暂时禁止七个主要穆斯林国家的访客访问美国。

译者：bo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