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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抓赌往事|大象公会

转载Autor: 大象公会Elephantia
中国抓赌往事|大象公会
Zusammenfassung同样是赌,为什么街头棋牌室安然无事,有些则面临罚款、拘留甚至刑事处罚?什么样的赌博是被容忍的,哪些又是要严禁的?「抓赌」和「放赌」的难题,自古皆然。

同样是赌,为什么街头棋牌室安然无事,有些则面临罚款、拘留甚至刑事处罚?什么样的赌博是被容忍的,哪些又是要严禁的?「抓赌」和「放赌」的难题,自古皆然。

文|闻韶

2019年7月30日,越南警方突袭地下网赌窝点,逮捕超过380名中国人。

这是越南历史上最大的非法网络赌博案,但却不是唯一的大案。近年来,国内警方频频同越南合作打击网赌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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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新闻往往与头条无缘。舆论中引起关注的案件,大多是亲朋好友小搓两把却引得警察上门。

2019年7月11日,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警方就查处了一起4人在家打麻将的案件,查获赌资270元。处理结果是每人罚款100元附带批评教育,如此偏离常理的操作引发网民质疑。

为逃避抓赌,厦门、合肥、金华、六安等地,甚至出现过「坟地赌场」。赌徒们将赌窝安在了人迹罕至的墓地,但仍然没能逃脱铁拳。今年四月,甚至还有过赌客扮鬼试图吓退警方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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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安徽合肥的赌徒试图通过扮鬼吓退前来抓赌的警察。最终一人被刑事拘留、十人被行政拘留

不过,事情的另外一面,又是全国各地遍布街头巷尾的「中老年人活动中心」,常年烟雾缭绕,伴随搓麻声和麻将机的轰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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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名为「中老年人活动中心」的麻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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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区棋牌室的白发老人

逢年过节,麻将是亲朋好友聚会的标准配置。连家长们也毫不忌讳,招呼自家娃代打两盘。涉及的赌资,往往也不会低于前面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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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孩子上赌桌的年轻妈妈

为什么同样是赌,被叫做「中老年活动中心」的棋牌室、麻将馆开遍大街小巷而安然无事;有些则面临罚款、拘留甚至刑事处罚?

什么样的赌博是被容忍的,哪些赌博行为又是要严禁的,这并非本届政府独有的抉择,事实上,「抓赌」和「放赌」的难题,自古皆然。

屡禁不止的赌博

赌博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爱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田忌赛马」便是以千金为赌注。公元前407年的《法经》,已经在惩治「博戏」,就是赌博。

单看司法,历朝历代对赌博的处罚相当严厉。如西汉西汉安丘侯张拾、邔侯黄遂、樊侯蔡方都因赌博被判四年徒刑苦工。

然而,故事的另外一面是赌博屡禁不止,就连当权的王侯将相们也不例外。如唐人热爱「双陆」,武则天常同大臣相聚打牌。唐玄宗李隆基则是「斗鸡」的骨灰级发烧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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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陆游戏

随着宋代市民文化的兴起,赌博在平民阶层中如火如荼。明中后期,赌博风气席卷整个社会,上至天子——如好斗蟋蟀的宣德皇帝,下至普通百姓——如市井中热衷于叶子戏、马吊牌的「博徒浪子」等,概莫能外。

清代各地更是赌业繁荣。江浙一带有所谓「吴俗三好」,即斗马吊牌、吃河豚鱼、敬畏五通邪神。广东人好赌更是出了名的,《清稗类钞》直接说广东人好赌乃是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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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流行的马吊牌

清中叶后,有「七字歪诗,八张马吊,九品头衔,十分和气」的民谚,整个下层官僚群体给人的观感便是全无文采、靠赌博度日。

尽管如此,官方层面对赌博的禁令却从来没有松懈过。从春秋战国到清中后期,政府禁止赌博的逻辑是一以贯之的,即赌博影响个人品德,带坏社会风气。

雍正曾发布上谕:
若好为赌博之人,又不止于游惰而已,荒弃本业,荡废家资,品行日即于卑污,心术日趋于贪诈。父习之则无以训其子,主习之则无以制其奴,斗殴由此而生,争讼由此而起,盗贼由此而多,匪类由此而聚,其为人心风俗之害。

乾隆也将赌博看作是社会生活的恶习,认为其「干犯功令,贻害父兄」。

然而说归说,做归做,再强大的专制皇权也难以对抗人性。

清代晚期,清廷一面禁止民间赌博,一面又在宫墙之内设局赌博。甚至有记载说:「孝钦后(慈禧)尝召集诸王福晋、格格博,打麻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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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贵族妇女打牌

据《梅庐丛话》记载,青岛失守陷于德国的主要原因,乃是总兵章高元痴迷麻将,德军军舰攻来之时不理急报、只顾打牌。这则野史的可信程度不得而知,然而却能表明时人对清代官场赌风盛行的共识。

当赌博遇到革命

1912年,大清垮台,民国成立。新政权充满了移风易俗、严禁赌博的信心。

1912年6月,袁世凯发布《暂行新刑律》,对参与赌博者、常业赌客、开设赌场者、发行或贩卖彩票者,都在法律打击之例,还相继发布一系列禁赌令。

然而事实证明,禁赌比剪辫子、放足要难执行得多。

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说,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坛赌博之风日盛,一些政府大员通宵达旦豪赌,第二天根本没有精力处理政务,有的甚至连国务会议也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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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色戒》中,身为政府高官的易先生家中终日麻将不停

政界之外,学界也好不哪去。据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朱偰回忆,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上也者在报章写写文章,捧捧女伶,下也者则打打麻将,逛逛八大胡同。学术研究的风气异常缺乏。」

出了北京,地方遍地军阀。中央政府软弱,社会整合极弱,如何能禁得了赌?民国八年四月,湖北地方军阀为了扩充军饷,设「彩赌」骗局,发行「善后券」;民国十二年二月,滇桂粤联军为了扩充饷源,设立「筹饷局」,招商人「承包」赌博。至于各军阀手下军队中赌博吸鸦片之类的事情,更是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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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年9月,张勋旗下聚众赌博的「辫子军」

1928年,国民党北伐获胜,很快又产生了禁赌的野心。国民党提倡「新生活运动」,许多地方政府趁机展开禁赌活动,如河南「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大造舆论禁赌,一方面采取采取责任制查禁赌博。

对于全国遍地麻将声,爱国进步人士纷纷痛心疾首。五四之后,禁赌更是同救亡、启蒙等议题连在一起。

新派知识分子带来了一套新的话语体系。「赌博阻碍文明的进化,妨碍社会事业的进步」,因为「近代立国之大本,第一为『经济力』,第二位『劳动力』。」而「赌博是纯消耗的,浪费了无数的宝贵的劳力和资本。」(《禁赌概览》,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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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广东省禁赌委员会编制的《禁赌概览》

然而,从民国到抗战,期间虽不乏枪毙参赌官员等耸人听闻的事例,但由于国民政府有限的社会控制能力,终究是雷声大,雨点小。

自然,进步的中共政权也严惩赌博,而且由于强大的社会控制能力,执行效果远强于国民政府。

在中央红军到达延安之后,毛泽东就在演讲中描述了理想中的延安,「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革命叙事中,赌博同生产娱乐势不两立,为害百姓。历代所强调的对个人品行的影响,此时已经不再重要。

1980年代,这种叙事模式再次出现。许多忧心忡忡的反对者向报社写信,称近几年赌博活动死灰复燃。此时,推动禁赌之人最为关心的,乃是赌博「影响生产,妨碍工作」。工厂聚赌、大队聚赌和国家公职人员参赌成为了主要打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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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关于上海市赌博情况的调查

倒是从建国到八十年代,各类官方文献中极少关于赌博的记载。这是因为赌博已经被全面取缔,一扫而空,禁无可禁了么?并非如此。

即便是在最为严酷的特殊时期,赌博也没有消失过。在文革初期,扑克牌因为上面的国王、王后和字母,被认定为属于西方的「封资修」,因为被要求停产停售。

然而,革命群众也是要打牌的。于是,扑克牌被改名叫做文娱片,换上了红色的革命内容,顺理成章的成为了革命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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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名为「文娱片」的扑克牌

在回忆文章中,一些无所事事的红卫兵们天天打牌度日:

有一个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天天晚上打到三四点钟,然后睡到十点才起,下午睡起来继续打,除了吃饭、游泳和睡觉时间,整天唯一的事情就是打扑克,一下子对打扑克倒了胃口,后来一辈子不想打扑克,见别人打扑克、玩麻将也心烦,对这种无聊的生活都厌烦了,毕业班强烈要求走上工作岗位。宝鸡文理学院王磊教授回忆录《风雨人生路》

当时,痴迷赌博虽然是可用于批斗的罪名,但只有当国家机器恢复运转之后,对于赌博的全面打击才再一次成为可能。

1979年推行的《刑法》第168条即为「赌博罪」,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以并处罚金。」

《刑法》将赌博罪放在了「妨碍社会秩序管理罪」一章之下。赌博罪的客体是社会治安管理秩序,或者社会主义风尚,而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关注个人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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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刑法》修订,在赌博罪的条文中加上了开设赌场这一行为。新近出狱的郭美美,就是因为在世界杯期间开设赌场情节严重,被判五年有期徒刑

不过,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日常抓赌倒并不是按照刑法来的。1986年的颁布《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要求严厉禁止赌博或为赌博提供条件的行为。2005年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要求对「为赌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进行处罚。这才是各地警方日常抓赌的法律依据。

但是,到底什么才是「赌博赌资数额巨大」?

司法解释只规定了刑法赌博罪的入罪数额。各地警方在行政执法时,都需要对「赌资数额巨大」作出自己的界定。各地在实施细则中都制定了各自的处分标准,相差可谓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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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地区进行治安管理处罚的最低赌资

如此看来,中国政府对待赌博的态度只有两种,「打」和「严打」。

那么,随处可见的麻将馆、中老年人活动中心,又是怎么回事?

抓与放之间

2011年8月,成都三人在茶楼内打5元一局的「血战到底」,警察忽然入内,查获三人「赌资」575元,一人被拘留十五日,两人被拘留十二日,分别罚款1000元与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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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馆中打麻将的成都人,边泡茶馆边打麻将是成都人的生活方式

被罚女子认为三人打麻将仅为娱乐,警方行政处罚过当。持续申诉七年后,最高人民法院裁定再审,认定处罚不当,撤销原行政处罚。

这则新闻提醒我们,权力机构和社会大众,对于什么该抓,什么不该抓,时常并无共识。民众认为,搓个麻将纯属娱乐,且不打钱毫无乐趣,满街人人都这么打,类似的抓赌案件往往引起怨声四起。

其实,这种对赌博界定的矛盾和民间小赌的普遍性,司法机关也早有认识。

2005年,公安部下发《关于办理赌博违法案件适用的法律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不以营利为目的,亲属之间进行带有财物输赢的打麻将、玩扑克等娱乐活动,不予处罚」,「亲属之外的其他人之间进行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打麻将、玩扑克等娱乐活动,不予处罚」。

因此,街头巷尾的中老年人活动中心才能普遍安全的存在着,四川人民才能漫山遍野打着麻将。但是,什么又是「少量财物」呢?法律仍然没有说明。

于是,正如前述案例,这些法规并未阻止各地抓赌行动中,依旧存在着不计数额、不看对象的运动式执法,一再引起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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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陕西省规定,人均参赌金额在100元以上或者当场赌资在400元以上才可算作赌博予以处罚。然而,本文开头提到的陕西商洛四人在家打麻将,涉赌金额总共只有270元,依旧遭到罚款

即便是中央,在抓和放之间,也不免游移。

1949年以来,中国严格禁赌。然而到1986年,民政部部长崔乃夫鉴于资金缺口困难,提出了通过发展彩票募集社会福利公益金。近来引发重重争议的福利彩票由此诞生。

最近的消息则是在2018年,中央下发《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要求在海南「探索发展竞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际赛事即开彩票」。

这远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放松禁令。近代史上,最先正式开赌的就是海南原属的广东。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接二连三,清廷连年用兵,军饷大增。战争导致人口流失、土地荒芜,地丁钱粮实收数额惨淡,海关也收不到税。

同时,广东省则拥有全国范围内最好赌的人群。既然屡禁不止,干脆赚他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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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广东赌馆

咸丰十年(1860年),广东贡院毁于在太平天国之役。贡院是一省乡试的场所,对于地方社会意义非凡。政府无钱修复,于是接受士绅建议,特开赌二年,征收赌饷,以重建贡院。

赌禁一开,再难收拾。

同治三年(1864年),广东巡抚郭嵩焘严禁赌博,但有广东人在香港私开赌场,引诱粤人入局。经历屡禁不止的绝望后,郭嵩涛醒悟到与其「弃巨款于外人,不如收回以济饷」,于是决定立案招商,投标建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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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名臣郭嵩焘

此后,洋务派任广东巡抚和两广总督之时,便开放赌禁以筹资金,张之洞和李鸿章都曾公开招商办赌。而换了清流党上台,则势必要禁赌以正风俗,抓一波,杀一波,禁一波。

在政策反复之下,巨赌之家纷纷逃离广东,携款前往香港、澳门重开赌场,再不回头。1872年后,港英政府严厉禁赌,恰逢澳门大力发展博彩业,于是,澳门就这样成为了两岸三地的赌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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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的澳门赌场

2001年,回归后的澳门再次开放赌业牌照。自此,澳门赌场连续十五年业绩上涨,2007年后已经超过拉斯维加斯,成为全球第一赌城。中国人民对此居功甚伟。

2015年,澳门赌场业绩首次下跌。这一年,恰逢大陆反腐。

澳门之外,菲律宾马尼拉、韩国济州岛、朝鲜罗先特区、缅甸果敢、新加坡等地,也逐一被开辟为博彩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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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世界冠军,乒乓运动员孔令辉据传在新加坡赌场欠下巨额赌资

中国法律无法惩治国人在境外赌博,最多只能惩治组织十人以上出境赌博的组织者。偶有涉及名人的新闻曝出,除了以舆论谴责别无他法,更挡不住更多赌客出海逍遥。

「与其弃巨款于外人,不如收回以济GDP?」十多年来,在海南试水博彩业的传闻时断时续。不过,官方的表态再次表露出了禁赌底色。2018年10月17日,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在《海南日报》发文称,「网上有的议论要开赌场、搞博彩、放开跑马,或照搬资本主义那一套、搞全盘私有制,这些都是脱离国情和实际的,是决不允许的。」

参考文献:1. 王卫平:《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三期

2. 周国平:《晚清广东赌饷探析》,《广东史志》2001年第03期

3. 王美英:《清代的赌博述论》,《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4. 涂文学:《近代中国社会控制系统与赌博之禁》,《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im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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