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离开大厂的年轻人

虎嗅注：寒潮来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发现，曾经以为可以托付半生的巨头公司，如今也不再是避风港。在代表行业最高水平的大厂中奋斗的平凡员工们，面对新的变动，又将如何选择？

虎嗅原创组作品

作者丨李玲

编辑丨李拓

最近半年，急速扩张的互联网巨头们踩下急刹车，令人艳羡的“互联网铁饭碗”时代突然一去不返。

2018年9月，腾讯进行新一轮组织架构调整，次年3月，裁撤10%的中层干部

2018年10月，两巨头收缩

2019年2月，滴滴宣布裁撤15%

2019年4月，《财经》报道

2019年4月，美国科技媒体The Information、彭博社

裁员的背后，除了财务赤字和开销压力外，还有巨头们对未来的悲观预期——曾经稳健的“模式创新”失灵，技术护城河又未建立。财大气粗的公司裁员是为屯粮；未盈利的公司则是断臂求生。而这一切，却可能改变普通人的命运。

01 “为什么是我？”

高旭没有做错什么，但还是被裁了。这是他没想到的，也是其他几十位被裁员工没想到的事情。他用“非常不爽”形容那种感觉。

在入职优酷前，高旭手握BAT三巨头的offer，只因优酷拿到2018年世界杯的独家转播权，和阿里高层多次在公开场合宣告对大文娱决心永不变，投入无上限，他看好优酷的未来，最后选择了优酷。

但世界变得太快。2018年，优酷战略级产品“团灭”，2019年开年的重点综艺《以团之名》也表现欠佳。这期间的网剧全部表现平平，斥巨资购买的世界杯版权，高旭形容为“花钱买了个响，什么都没留下。”

就连内部同事私下交流，也少不了疯狂吐槽优酷，“为什么人家能出《延禧攻略》，我们什么也出不了？为什么人家有国内外优质剧我们没有？我们也一年到头忙死忙活，天天加班加点，却没做出一点成绩？”

所有努力仿佛一颗石子投向无底洞，没有回响，也不知去向。这让高旭没有成就感。最难受的是，“看着爱奇艺或腾讯又出了一档好看的节目，你作为优酷的员工，还要去充他们的会员。”

虽然裁员源于公司“生病”了，但“病痛”的直接受难者却是员工。

裁员的传言，始于2018年年底，整个优酷的人对此都有心理准备。

樊路远接任新轮值总裁后，内部气压明显高了起来，他的下班时间也从平均9点推迟至10点之后。会不会被裁？高旭也极为纠结。因自己负责核心业务，不会被裁的心理占了上风，他没有提前找工作。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最先被盯上的就是高旭所在的业务线。

在优酷内部，有一类特殊的人群，他们在互联网大厂“养老”，拿着与能力不匹配的薪资。“高薪低能被优化，心里早有准备，可为什么我们这些入职不到一年，付出那么多的人也被裁了？”高旭不服气，“为什么是我？”

直到离开时，他还想不通问题出在哪。

如果把视野放大到整个互联网行业，我们会看到——为大厂高层“背锅”的事件中，高旭的遭遇只是无数打工者的缩影——这场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的裁员暗潮，涉及腾讯、阿里、滴滴、京东等中国互联网一线大厂，人员优化、中层裁撤，规模动辄成百上千人。

不过对罗拉来说，她不幸又幸运。4月1日，她入职新公司。两个月前，她和滴滴外卖部门的大多数人一起，拿到人生中第一笔裁员补偿。

事实上，除了少数内部转岗和主动离职的，几乎整个滴滴外卖的运营和市场全都被拿掉，“除了外卖还在做国际化，留了少量的技术和产品，总体是一次非常大面积的裁员。”

罗拉在滴滴工作两年多，最开始在专车部门，2018年初内部转岗，跟着领导到外卖新业务部门。那时美团突然攻入网约车领域，推出美团打车；滴滴也试图围魏救赵，迅速组建起外卖队伍，推出滴滴外卖。

在专车做久了，罗拉总想着要跳出这个相对“舒适”的区域。转岗外卖，制定新进城市的市场策略，把控业务和产品进程，在一线直接接触业务目标的工作，让她更有成就感。

与外界的解读，滴滴美团“互杠”不同，在内部，滴滴把外卖业务当作与美团网约车战争的最前线。“效果还不错，开了几个城市，在资方那边也保住了自己的估值，美团也停战了。”坊间八卦说，两家老板几次坐下来谈判，甚至惊动马化腾调停，才有今天双方井水不犯河水的局面。

街头的滴滴外卖标识。©东方IC

事实上，“砸”在外卖上的钱不仅仅是人力，还有整个外卖系统的搭建。

当时，滴滴试图以外卖为切入口扩张领域。罗拉主动转到外卖业务做开城经理， 为滴滴“开疆辟土”。首座城市已开拓完成，第二座城市的计划刚做完，外卖业务突然停了。1000多名员工的生计瞬间没了着落。

而在2018年年初转岗前，罗拉还是滴滴最核心业务部门专车的成员。她的绩效都是A，领导甚至告诉她，不久就可以升职了。从受到认可的核心业务线离开，义无反顾投入的新项目失败，这种反差让她很失落。朋友也为她可惜：“要是当初留在专车就好了。”

罗拉不知道该做什么，领导让她休假。那是夏天， 她选了新疆。靠湖边的毡包、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和不能洗澡的埋怨，让她第一天就打了退堂鼓。但她看到了日出——阳光透出来的那一刻，她突然觉得没有那么丧了。

“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这样，你只能去接受它。”罗拉感慨道。

互联网大厂的泡沫有多大？这并不重要。经济好的时候，大厂不会在乎这点小钱，经济不好的时候，“宁裁一部门，不留一拖累”成为大厂度过寒冬的减负方式。

02 “自裁”是唯一出路

某种意义上，互联网企业之所以高效灵活，是因为随时进行的架构调整，但一定程度上，频繁的架构调整也让基层员工饱受其扰。

关于自己“为什么离职”，唐嫣给虎嗅讲了她亲历的故事。

2018年中旬，她去外地出差，三天后回到总部，发现自己的东西“被扔出来了”——从正式工位挪到临时工位，“没有人提前告知我换工位的事。”

工位不够的问题由来已久。位于亦庄的京东总部大楼设计之初可容纳15000人，可如今实际办公的人数逼近2万人。之前的领导在临时工位站着办公快半年，而这任上司在上任两周后，把她“请”了出去，为自己腾位。“两者相比，高下立见。” 这事儿在她心里埋下了不满的种子。

唐嫣经历的，其实是京东频繁调整架构、空降部门领导下，再普通不过的一桩事件。

那位来自外企的空降上司总强调自己的身份，喜欢对他表现得很热情且足够尊重的员工，“比如帮他买咖啡、擦桌子这种事情”。更过分的，一个在部门做了3年核心业务的同事，拒绝新上司提出的“莫名其妙”的事情后，被以合同快到期，不给续约威胁。

在京东的18个月，唐嫣经历了频繁的集团架构调整、内部调整，总共换了五任领导。“这一年半，我每个月绩效都非常好，但却一直与晋升无缘。”

去年“618”，她从5月21号的预热开始，整整20天，加班120个小时。“我在一个月内又加出了一个月来，恨不得都要睡在公司。”到促销高潮时，她凌晨三四点下班，住在公司提前订好的酒店里，每天睡4个小时。那个6月，她只按时回过两三次家。

透支身体的加班为她换来了绩效A，以及多张价值观卡。

然而，领导一换，成绩归零，一切重来。

对于架构调整，唐嫣没法容忍也无力抗争，而是选择逃离。她内部转岗，去更核心也更稳定的部门。去年年中，她调至新部门。下班时间接近凌晨，她从家到公司单程需要两个半小时，冬天又冷得令人绝望，她只好在公司附近租了房子。

“加班变得更多，因为回去也没什么事，你一个人。”唐嫣把租处当作睡觉的地方，留更多时间在公司，只在周末回家。

但现实不似预期，不到3个月，领导又换了。

领导换来换去已经够糟心，晋升“非常难”也让她失望透顶。在京东，晋升从来不是公开透明的事情。有个和她对接的同事，去年年终被升职，答辩的前两天才被告知要准备PPT做晋升演讲。而一个什么都不做，经常玩失踪，需要整组同事帮他“擦屁股”的同事被提拔了。

唐嫣的第一份工作是上市企业销售，24岁就带团队，即使在京东两年，业绩也很少下滑到B。她一直以为，升职加薪是件水到渠成的事情。可在京东，升职加薪显然要复杂得多。

高速发展时期的无序扩张，为如今的“关停并转”埋下祸根；纷繁错乱的架构调整，徒增上下级关系困扰；内部上升通道关闭，带来职业发展的茫然……仿佛一个写错了的bug，无限死循环。

唐嫣决定离职。

每天早上京东快递员都要学习安全知识。©东方IC

从2017年毕业就进入京东的徐然也感受过这种无奈。

“毕业来这儿，一年不到换了三个老板。”

“你说我一个刚毕业的，奔着新业务来的，结果架构调整，那就只能跟着业务走啊。”

“面试还跟我聊什么职业规划，我的规划就是来了好好干，你这么调整，我规划得再好，有个屁用。”

京东的“架构调整”，远没有字面意思那么简单——调整意味着换领导，新领导对原业务的认同度和专业度，都直接决定业务的生死。徐然在京东工作快两年，期间经历3次架构调整，3次业务调换，前面的两条业务线都“黄了”。

毕业后，徐然手握京东和TMD的两份offer，她选择前者。到京东工作是倍受期待的，面试时总监口中的“战略级别的重要业务”，让她一度兴奋得睡不着觉。

4个月后双十一，部门负责人和整个业务群领导被换掉。不久，京东开启“大扫除式”架构调整，一些不被看好的业务被砍掉，徐然所在的业务线被叫停，部门员工全部被打散重新分配。

当时，阿里提出新零售概念，“无界零售”让大家如临大敌，京东也迅速作出反应，搭建一个“积木一样灵活的架构”，也就是这次史无前例的京东集团架构大调整。

来京东的这些日子，她的绩效都是B，比代表晋升候选人的A差一些，但又比代表裁员首要目标的C好一些，不咸不淡，不尴不尬，不仅没有成就感，架构调整随时把她发配到陌生部门，然后成为“游离分子”。

事情还不止于此。新部门气氛愈发沉重，她也背上更多KPI。她听其他部门员工吐槽领导：“每天但凡数据异常，就要解释原因。为什么没达到销售额？为什么同比负了，为什么流量负了？”

很大意义上，工作是个人成就感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最有效办法，因此对工作的态度和情绪的厌烦，总被认为是无能的表现。但每一个能进入大厂的人，都是万里挑一的佼佼者，谁想成为别人的陪衬品呢？

“你知道吗，我也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这让她倍感压力，她不明白，“为什么加班那么多，还是这个样子呢。”

但现实中，这个问题就像很多家长问孩子“为什么坏孩子总是盯上你”一样无解。

03 大厂光环的代价

就算大厂员工面临加班、晋升、裁员的诸多烦恼，可当BAT的offer摆在面前时，年轻人又怎能轻言拒绝呢？毕竟，他们每遇到的一轮风口或洗牌都蕴含新的职业乃至社会阶层的上升通道。

大多数被问及的非大厂人都向虎嗅表示，面对大厂，他们并没多少认同感或归属感，但他们清楚意识到大厂光环的背后价值。“只要待遇合适，岗位合适，没有理由不去。”

大厂也没那么容易进，尤其是2019年。资深猎头李明同最近感受明显的是，不少大厂嘴上说没事，暗地里都在冻结headcount，“今年行情很差。”

从求职者方面得到的反馈看来，不管是成熟的上市公司，还是成长阶段的独角兽，大多已中止对新业务的投入，“人员优化”成为大中型企业的整体趋势。更糟的是，连巨头都在收缩业务线，削减一些烧钱的主业务，“求职者向上的流动路径基本上被卡死了”。

另一面，成功逃入新“避难所”的大厂员工们，并未感受到市场的寒意。

对唐嫣来说，大厂光环在她再次找工作时也发挥出巨大作用。京东的履历让她几乎“箭无虚发”地获得面试机会，她聊过创业公司，也聊过美团、网易、阿里巴巴等公司。她比较钟意的是阿里巴巴，但岗位需要到杭州，她和老公评估后决定仍留在北京。最终她选择了一家百人规模的创业公司。

即使现在离开，唐嫣仍对京东心怀感激，她用“优秀的互联网企业”形容它。在京东的这段时间，她接触到以前从没见过的平台、场景和视野。“有很多想法，京东能让我轻松地实现。”她享受京东资源、环境和品牌带来的“快且有效”的执行力。

唐嫣2014年来北京面试的第一站就是京东，当时被拒之门外。2017年，她生完小孩6个月，拿到京东offer，这让她和丈夫都格外高兴。“刚生完孩子，在家休息一年，作为求职的弱势群体，我很感激京东对我的认可。”

找工作时，很多面试官会问他，“都在传优酷裁员，你是不是被裁掉的？如果你是被裁的员工，你是因为能力本身不被阿里认可，还是因为其他原因？”他会如实解释。但无论怎样，对人近中年的他而言，在互联网大厂工作一年，个人能力没有得到提升，履历也变得不光鲜，个中损失巨大，而未来择业成本也随之高企。

裁员后，进一家更稳定的大厂，负责更好的业务，工资还有可观涨幅，在今年如此的境况下，罗拉无疑是幸运的。

排除所有的不确定因素，从普世的角度看，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一定程度上将中国带入了“新国企时代”——它意味着稳定。

“大厂至少不会出现今年还有几个亿的市场费用，明年突然间死掉的情况。”即使被裁员，滴滴的履历也让罗拉有更多选择的机会，无论工作还是生活。

滴滴给罗拉最大的感受是专业，“在专业的环境里面待习惯了，自然会养成很专业的工作习惯。”她觉得，滴滴“品牌质感”始终在线，这是每个部门分工明确、严格把控的结果。她“希望它更好，也希望它尽快走出阴霾。”

2019年春节前夕，无惧寒冬，她把简历挂出去。“有个挺满意的，就是价格没谈拢。拖到最后，我决定算了。”年后，她面试了阿里，一周后，她拿到现在岗位的offer。

但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阿里工作的履历大多时候算加分项，但结果充满很多不确定性。” 高旭的这份不安来自优酷裁员。

享受着高出市场水平的薪酬福利，自然需要付出远超常人的时间与精力，这是大厂光环的等价交换条件。随着996.ICU逐渐成为全民话题，向来高调的马云提出“996福报论”，鼓励员工多加班；刘强东更是用“8116+8”作息，将非996员工归为“混日子的人”。

GitHub上最受工程师们欢迎的项目996.ICU，这是其页面截图

经常加班，一年不到“压力胖”20斤，把家安在公司仍被领导“扔”出了正式办公区，刚毕业因工作不够优秀而焦虑到抑郁……这，就是大厂员工的日常。

在京东人看来，996真不算什么。徐然刚入职时就是早9晚9，遇到活动更晚下班也有。“你的同事都在加班，你走那么早能心安吗？”她说，加班没有任何意义，徒增焦虑。但她一旦闲下来，就会很紧张。“我会想为什么我闲下来了，大家都在干嘛。”

两年下来，接触的三个业务，有两个黄了。没学到丰富经验和过硬技能，只有无限的焦虑和恐慌。徐然知道，这种状态下很难再找一份好工作，可即使这样，她也要离开京东。“每天都当成最后一天过，这样才好过一些。”对她而言，在希望和绝望的无限循环中，光环已毫无意义。

大厂光环下，有人被吞噬自我，如徐然。但更大意义上，大厂光环不仅仅是换工作给予的履历优势，而是得到一个更大的平台实现价值。

王宇差一点就财务自由了，可由于团队变更，跟新上司有理念冲突，他选择离开。

他在百团大战正酣的2011年，加入美团市场部，那时的美团刚刚展露独角兽的锋芒。他告诉虎嗅，那时美团的工资和互联网巨头相比没有任何竞争力，“一个人大研究生，月薪才拿3000出头。”但跟有创造力、有想法、有干劲的人一起，他也在快速成长。

王宇说美团像他的“初恋”。可惜，换了领导，他的工作推进受阻，业绩溃败，工作能力被否定。再加上领导“甩锅”、“找事”，他“裸辞”了。

他在美团两年，是工号前300员工，离职时，美团员工已经快5000个。现在，美团成为团购领域的佼佼者，市值超过2000亿元。他打趣说：“如果当初不离开，现在也有机会拉高望京的房价。”

但大厂光环带来的好运却一直伴随王宇至今，他在另一家互联网巨头工作四年，从初级升到高级，还带着一个小团队。在北京稳定居住的他，两年前买了车。尽管错失了一次财务自由的机会，至少，出行自由的问题是解决了。

此外，王宇还是美团离职组织的发起人。他离职半年后建群，通过群将曾经的美团离职员工联系起来。六年过去了，当初的一个群扩充成四个群，还有人源源不断地加入。2014年，他组织举办美团离职员工年会，自此创建了每年一届的年会传统。

至今，年会已连续举办5年。他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年，来了200来号人，大家围在一起，说那种重聚的喜悦“好像在参加我的婚礼。”

04 走出大厂后

腾讯、阿里、滴滴、新浪……新旧交替的互联网大厂就像一座座围城，外边的人想进去，里边的人想出来。

过去二十年，互联网经济的高速发展，大厂们享受着超常规的名声与地位。潮起潮落，也是时候该祛魅了。

被优酷裁掉还不到半个月，高旭很快又拿到几个offer，有BAT的，也有优酷的竞对爱奇艺级别的公司，薪水都有一定涨幅。但他想休息一下。

空闲的这段时间，高旭在女友的监督下开始了相对健康的生活：早上送女友到公司，之后在公园跑步。跑完步打打游戏，就开始为女友做饭，有时晚饭后在家里跑步机上还要跑步半小时。

在优酷的这一年，他几乎每天都加班、吃外卖，离职时胖了近20斤。裁员后闲下来，锻炼也被女友提上紧急日程。10天后，他瘦了五斤。

这次裁员，高旭总结了一条经验：在职业变动时，除了薪水和平台，必须要考虑工作内容是否是集团的核心业务；其次，如果平台对工作业务没有明确规划，那么这个岗位不值得考虑，即便它是阿里。

关于工作选择，他认为不一定非要去BAT，“像快手、滴滴、爱奇艺这些生态很健康、核心业务发展潜力大、并且领导脑袋清晰，知道该往哪走的公司”，员工会和公司一起成长，能做出成绩，在这些企业的成就感往往会比在BAT更大。

“大多数求职者，并没有清晰的职业规划。”李明同的印象中，像高旭这样大公司的求职者目标相对明确，对要去的行业、公司规模、发展阶段、成长空间有确定的规划。而其他的大多数求职者，“关注的第一要素是薪资福利，第二是公司的品牌影响力，第三是业务属性，第四才是岗位的成长空间，最后一点通常也会被忽视。”

他发现，今年特殊的一点是，比起在职观望的，“裸辞”的人也比往年多许多。“这其中有很多微妙的因素，比如有领导找他谈话，或者在公司实在是忍不下去，干脆离职。”这意味着，即使公司没有明确要求裁员，领导还是会在业绩压力下给员工施压，甚至“逼”其主动离开。“还有工作缺少必要资源，难以支持下去，员工看不到未来的方向，继续工作实在太难受了，可能选择离职。”

苦苦挣扎的徐然显然属于这类。在京东工作的近两年时间里，她成了室友眼中连丧尸都不如的人——“丧尸看见自己喜欢的会拼命追，你都不动”。许久未见的朋友形容她“整个人都很木讷”。

公司频繁进行架构调整，业务停滞，领导也换了几拨，职业规划被湮没在企业变革中。徐然整个人陷入焦虑却无力改变。李明同认为，如果遇到被动的架构调整，影响员工的成长和发展空间，去寻找更合适的机会会好一些。

在李明同看来，大部分人离职的主观原因较多，最核心的问题是，跟上司关系相处不好。这会导致员工在公司的业务潜力和执行能力大大降低，随之而来的是，员工失去工作积极性。

唐嫣很早就想明白了这点。离开京东后，她在一家创业公司找到自己的位置。现在，属于自己的时间更多，她在工作上也更从容。从家到公司开车只需40分钟，每天早晨可以睡到8点，两个小时的午休时间拿出一个小时健身，她每天至少能陪孩子一个小时。

以前在京东，有同事说唐嫣精神很差，长时间缺觉让她有了深深的黑眼圈。离职后，老公拿出那时的照片和现在对比，惊叹于明显的差异。前段时间，老同事见面，也说她气色变好许多。

“遇到什么麻烦，感觉不爽就想换工作。这种问题通常在下一家公司还会继续遇到，因为这是人的问题。”李明同建议，想换工作的人，面试时明确目前的主观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给出解决方案。面试前要了解企业的背景、文化、核心岗位，避免工作没有成就感也难以融入企业和团队中。

“对任何企业员工来说，跟领导和团队的主动沟通能力是极为重要的，这样才能在大的业务中找到差异化，找到自己定位和存在价值。”李明同说。

（应访者要求，文中高旭、罗拉、唐嫣、徐然、王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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